汽车驶离仁寿县城，沿盘山路蜿蜒而上。荣威山脉褪去了夏日的葱茏，露出岩石的骨相和满地金黄。当导航信号显示终止，一片依山而筑的红砖建筑群，如同被时光遗忘的堡垒，沉默地映入眼帘。锈蚀的铁门半掩，门楣上“国营庆光电工厂”的铭牌字迹漫漶，却依然能辨出当年魏碑体的庄重。
这里是禄加镇天明村，海拔400米的山坳。59年前，数百名建设者用钢钎、炸药与近乎原始的肩挑背扛，将国家战略浇筑进这座荒山的岩石与血脉之中；今天，我们踩着满地梧桐落叶，试图在风化的墙垣间，打捞一段被折叠进群山深处的工业史诗。
102厂正式投产时厂职工合影（左），职工在车间工作（右）
均为仁寿县委宣传部供图
1966，寂静山谷的密码
“那时候，连鸟叫都带着保密的味道。”71岁的退休职工石明坐在自家阳台上，目光越过楼群，投向远方。
1971年深秋，17岁的他攥着政审合格通知书，从重庆江北来到这片地图上未标注的山沟。迎接他们的，只有呼啸的山风和工程兵留下的石灰线。
据史料记载，1966年，众多工程队如潮水般涌入禄加天明村，开始勘测规划。四年时间，在这里建起工厂，“102信箱”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代号，是这座工厂对外的唯一身份，当地人称其为“102厂”。它生产装备配件，是那个年代军工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石明至今记得第一次看见山洞车间的震撼：“整座山体被掏空，三层楼高的洞门像巨兽的嘴。夏天要穿厚衣服进去，冬天却冒汗，因为机器散发的热量被山体锁在了洞里。”这种“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典型拓扑学，将工业血脉深植于大地的骨骼之中。
当年的村护林员宋云安，如今已白发苍苍。他带我们来到早已坍塌的第四道岗哨遗址：“以前这里戒备是很严的，进出大门都要出示专门的证件。”交谈间，他从箱底翻出一张1973年的通行证，纸张已经脆化，公章依然鲜红。“凭这个，我只能沿指定路线穿过厂区去巡林，多看一眼都可能被盘问。”
一座工厂，一个微缩的城市
鼎盛时期的102厂，是嵌入山体的乌托邦。占地311亩的厂区里，71栋建筑沿等高线错落铺展：苏式风格的办公楼、带烟囱的锅炉房、露天坝的电影院、能容纳几百人的职工礼堂……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完整的自我循环系统：从育儿班到高中的子弟学校、拥有X光机的职工医院、每天播放《东方红》的广播站、养殖生猪的副业队。
“我们厂的车队，是当时仁寿县最早拥有解放牌卡车的。”石明的话语里透着骄傲。每周，车队从成都、重庆运来东北大米、上海肥皂、天津海鸥手表，通过福利科平价供应。在凭票供应的年代，102厂的孩子们能喝到奶粉，女工能用上友谊牌雪花膏，这是国家给“战略后方”的特殊补给。
但生活的底色依然是艰苦的。1971年进厂的第一批青工，住在竹篾糊泥的“干打垒”工棚里。“晚上能看见星星，下雨要拿脸盆接水。”石明比画着，“洗脸水要留着擦工具，擦完地再浇菜地。简易食堂的冬瓜皮都被腌成了咸菜。”
然而青春总会找到裂缝生长。石明最怀念周末的篮球场，两根杉木杆支起幕布，露天电影能放一整夜。当电影《少林寺》的拷贝传到深山时，方圆十里的村民举着火把翻山而来。“我们让老乡坐前排，职工家属坐后面。有人看完一遍舍不得走，等着倒片子看第二遍，天亮了直接去车间上班。”
山洞里的罗曼史与国家叙事
1972年，石明的人生因一纸调令而改变。厂党委推荐他去南京大学学法语，目的是“培养能看懂外文技术资料的情报人员”。在玄武湖畔，这个从山沟来的青年第一次知道，世界地图上那些用法语标注的国家，有着与102厂截然不同的生活样态。
学成归来的石明，在厂情报室遇到了爱情。对方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达州姑娘，负责译制雷达图纸。“我们都住单身宿舍，她在三楼东头，我在二楼西头。”石明翻出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中穿着工装的两人并排站着，表情拘谨，手背却紧紧挨在一起。
“那会儿谈恋爱要打报告，结婚要政审。”他笑道，“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小石啊，你们俩一个懂法语，一个懂电子，将来生了孩子，一定得培养成复合型人才’。”这话在今天听起来或许特别，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番格外庄重而真诚的祝福。
他们的婚礼就在职工家属楼举行，礼物是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搪瓷缸。新婚之夜，山洞车间里机床仍在轰鸣---工厂实行“人停机不停”的三班倒，为的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军事演习。
转型之痛与迁徙之路
20世纪80年代的山风，开始吹来不一样的气息。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与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102厂接到了“军转民”的指令。1981年，工厂更名为“国营庆光电工厂”，尝试生产电视机显像管、除尘设备甚至摩托车配件。
“就像让拿惯枪的手去绣花。”石明这样描述那段“阵痛期”，精密的车床开始加工民用零件，设计师对着洗衣机图纸发呆，销售科人员背着样品走遍全国供销社。最艰难的是心理调适：“过去我们生产的东西关系到国防安全，现在要考虑成本、利润、市场竞争。”
更大的转折在1986年到来。国家启动三线调迁，102厂被批准整体搬迁至成都新都区。消息传来时，全厂陷入复杂的情绪漩涡。有人欢呼终于要回城市，有人黯然于家园将逝，更多人在算着搬迁补贴能买几件家具。
石明被选入了搬迁先遣队。1989年春天，他最后一次巡视山洞车间：“我摸着那些冰凉的国产车床，它们太重了，带不走，就像这段历史带不走。”随着最后一车档案驶出厂门，高音喇叭播放的不再是军号，而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旧址上的记忆
重返今天的102厂旧址，时间在这里呈现出奇特的叠层结构。
红砖办公楼的走廊里，20世纪70年代的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引人注目；子弟学校的黑板上，模糊的三角函数公式下方，是游客用粉笔写下的“到此一游”。
最触动我们的是医院产房的景象，破碎的产床锈成雕塑，墙上还留着记录婴儿身长的刻度线。1972年至1989年间，数百个小生命在这里呱呱坠地，他们的第一声啼哭，与车间的机床声、广播站的军号声，共同组成了这座工厂的生命交响。
宋云安带我们找到了厂区后山的墓地。没有墓碑，只有被荒草覆盖的土堆。“埋的大多是单身职工，家属都在外地。”老人指着其中一个，“这是老陈，湖南人，1982年突发脑溢血走的，他生前说过‘守着厂子踏实’。”
当影视镜头对准历史褶皱
转机出现在2018年。102厂旧址被列为仁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身份获得了官方认证。随之而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关注。
2024年，由仁寿县纪委监制的廉政微电影《清者仁心》在此取景，红砖墙、老标语构成的年代感画面，助力影片荣获全省一等奖。更大的轰动在2025年夏天，陈思诚监制的科幻悬疑剧《群星》剧组进驻，张新成、万茜等演员的身影，出现在曾经机密等级最高的总装车间。
“剧组看中的是那种未完成的历史感。”禄加镇组宣委员李勇说，102厂的沧桑不是做旧的，是时间一刀刀刻出来的。
镇政府开始加快保护开发：建成102旅游大道，铺设3公里黑色沥青路，建成2座停车场、2个旅游公厕，新建“四好农村路”20余公里，清扫、开放了行政楼和保密楼。最巧妙的设计是光影秀项目，用激光在山洞车间投射宇宙苍穹的影像，让沉寂的厂房在虚拟时空中“复活”。
三线精神的遗传基因
在成都新都区的庆光小区，我们见到了许多原102厂的“厂二代”。这个建于1987年的家属院，居住着1056户搬迁职工家庭。
48岁的李建华在成都高新区做软件工程师，他的父亲曾负责厂里的机械加工。“我小时候玩的玩具是报废的继电器，识字是从机器铭牌开始的。”他开发的工业物联网系统，底层逻辑竟源自父亲讲的“机床联动原理”，“那种系统思维，是工厂给我的胎教。”
更年轻的“厂三代”正在重构这段历史。23岁的陈雨桐是四川传媒学院的学生，她的毕业作品打算拍一部关于禄加102厂的纪录片，名字已经想好了，叫《102信箱：解封的记忆》。“爷爷直到去世，都没告诉我他具体生产什么。我就想知道，是怎样一种力量，让一代人甘心把青春封存在山洞里？”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具体的生命经验中。石明的妻子退休后成了社区调解员，她说“在厂里学到的集体意识，就是看问题不能只想着自己”；当年广播员的后代开了一家文创公司，把“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标语做成帆布包，意外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采写手记：
在旧址中穿行时，录音笔录下了两种声音：山风吹过空窗的呜咽和心跳的鼓噪。这或许是历史与现实对话的频率，那些被封存的记忆从未沉默，它们只是等待恰当的共振。作为记录者，我们有幸成为这段共振的导体，将深谷里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当年轻观众对着不久后即将在屏幕上出现的红砖墙发出惊叹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正通过一道光的桥梁，握住了半个世纪前那些灼热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