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炉，一个从农耕文明走来的行当，一座烘炉、一把铁锤，就是一个“工厂”。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农村农业生产积极性高涨，铁制器具需求量大，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只能依靠铁匠“叮当、叮当”一锤一锤地敲打制作铁器，炉火烧得越旺，事业也就越红火。

唐本军在打铁

修复好的锄头

打好的镰刀

丁国良在淬火

气锤锻打

加入铁器社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需要内江市威远县奉龙、镇西、新场等各区及各乡镇都组建起了铁器社。有的铁器社归属区或乡镇直接管理，有的则属街道集体企业。铁器社的人员通常在几个至20多个不等，主要加工锄头、镰刀、菜刀之类的农具和厨具。

威远县新场镇是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铁器社，当时社里有7名工人。职工唐洪伯的祖上几代人都打铁，他从小也跟着父亲学会了这门手艺。街道成立铁器社后，唐洪伯进社当了工人。“打铁非常辛苦。”唐洪伯告诉笔者，以前是个体，有自己的铺子；加入集体后，开始拿工资吃饭。“全是凭手工一锤一锤地敲打，要打一把锄头，如果材料不错，大约要1个小时；但如果是毛铁，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

为了节省时间，炉子里一般都烧着两块以上的原料，这块打冷了就放进炉子里，换另一块接着打。通常情况下是两个人一组，先要拉风箱鼓风，吹旺炉火，将钢铁烧红到需要的程度，赶紧夹出来，一个掌火师，一个助手配合。掌火师既要观火色，又要指挥助手敲打。

唐洪伯就是掌火师，他左手紧握铁钳，钳住红红的钢材或铁块，右手握一把铁锤打响第一锤，他的徒弟（助手）双手握一把长把二锤，甩开膀子跟着打，师徒一人一锤，趁热打铁。掌火师打哪个部位，助手就打哪个部位，打到铁火消退或是成色合适了，掌火师右手的铁锤向旁边轻锤一下，徒弟随即停下。这些看似细微的动作，其实都是铁匠们特有的暗语和指令。

锄头、镰刀等家具和农具，价钱从几角钱慢慢涨到了10多元钱一件。唐洪伯他们的薪酬也从每月几元钱、十几元钱涨到了几十元钱。打铁是个力气活，烟熏火燎，汗水长流是常态，特别是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铁匠们穿着短裤，光着上身，拴条围裙来挡住铁火。到了下班的时候，他们已是满脸漆黑。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电风机来吹炉火，打铁也用上了电锤或气锤。铁匠只需两手钳着烧得红红的钢铁，让电锤或气锤进行锤打，需打哪个部位就将哪个部位移向锤下，节省了不少人力。

勤学苦练

上世纪80年代，农具需求量大增，铁匠成了制作方面的“权威”人物。看到铁匠业务如此火爆，唐洪伯的儿子唐本军也跟着父亲学起了打铁。除了上班时在一旁观摩父亲的操作步骤，下班回到家后，唐本军还自己主动练习，让父亲从旁指导。

“打铁，看似是在使蛮力，其实并不简单。”这是唐本军从自己多年的打铁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首先要学会辨认钢材，这需要具备与中医一样的“望、闻、问、切”功力。望，是从钢铁的成色判断好坏；闻，是听钢的声音，用铁棍敲打，声音越清脆、响得越久的原材料就越好；问，是向卖家了解钢材是从什么机械上拆下来的，或是哪家钢铁厂生产的，以便掌握钢材性质；切，则是用手摸，凭手感来识别钢铁好坏。

好的材料可以用来打刀、锄头等，差的就只能用来打农户家里用的炉桥、火铲。“有一次，有人背了一背篓钢铁来卖，父亲让我去验收，按照程序检验后，我认为这是好钢。请父亲来把关时，他却说这是熟铁。我当时只凭眼睛看，没听钢声，结果判断就出了错。”就这样，唐本军在这个环节上反复练习，足足学习了1个多月。

作为打铁过程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淬火这一步骤也非常关键。唐洪伯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淬火过‘老’，不论是锄头还是刀具遇到石灰石等坚硬的东西就容易缺口；要是嫩了，又容易卷口，或者口子分裂脱层，行话叫‘夹灰卷口’，没法用。”唐洪伯将一把通红的斧子放进水缸里淬火，片刻间拿起来指着斧口上的一条水线说：“这条线从下往上跑，跑得过快证明火淬大了，过慢就是火淬小了，都得重来。重来的次数还不能太多，多几遍，打好的东西变了形，就只能报废重打。”

唐本军的第一次独立操作，是为麻柳村的一个村民打了3把锄头。才过了两天，村民就拿着锄头找上门来，只见一把锄头上缺了拇指大一个月亮弯，另一把锄头口出现了胡豆那么大一个凹陷，显然是一把锄头的火淬老了，另外一把的火又淬嫩了。唐本军只得向对方讲好话，把锄头拿去返工。

后来，经过反复练习和观摩，唐本军才学有所成。

心诚火旺

镇西镇桃李村的丁国良，之前与打铁并无关系。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打铁事业进入新的高潮，全县一下冒出了上百家铁匠铺。那年20岁的丁国良，也拜师做了铁匠。

据他回忆，这项事业看似简单，在当时只需投资1000多元就能开业，可那时他家中并不富裕，就这1000多元还都是借来的。虽然铺子的开业十分艰难，但之后凭着丁国良的诚实守信，生意逐渐兴旺起来。活多的时候光是加工、修补锄头，一天都有五六十把，每把2元钱，利润见天也有100多元钱，这还不算制作镰刀、菜刀等用具。

那时候打铁赚钱多，但也辛苦。“有时生意好得来连饭都没时间吃。有一次打铁到中午1时许，刚要回家吃饭，1组的陈大姐拿来一把板子被撬断的锄头，非要我帮忙赶紧接好。”考虑到陈大姐干活着急用，丁国良只得放下碗筷为她赶工把锄头修好。

据丁国良介绍，铺子生意好的时候，加班到半夜也是常事，实在忙不过来就把爱人叫来打下手，有时还会让兄弟也过来帮忙。为了方便客人和提高工作效率，他又把铺子从家里搬到了大路边上，还淘汰了老式风箱，换成了鼓风机，同时添置了气锤等现代化器具。后来，看见做这一行生意红火，在新场镇还有不少人也陆续开起了铁匠铺。

炉火消退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镇上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一些机制家（农）具上市，锄头、镰刀都开始大规模生产，工业器材也是一样，不用铁匠做了。到了2010年，丁国良每天只有几件或10来件铁器加工的生意，据他了解，全县过去的上百家铁匠铺也只剩下了几家。“本来我也没心思干了，可是本镇和周边镇上的老顾客们又苦苦相留，叫我再怎么也要坚持下去。”

“如果丁师傅不干了，周边几个镇就都没了铁匠炉，大家修补农具也很不方便。”到丁国良这里来取锄头的黄龙水告诉笔者，现在虽然有了机制农具，可总是没有传统铁匠铺里打出来的便宜好用。“用一把烂锄头在丁师傅这里加工成一把新锄头只要12元钱，机制的最少也要20元钱，稍微好一点的还要25元钱。”

现在，丁国良白天打短工，晚上加工铁器，或是隔三岔五加工一批以满足大家的需要。“铁匠铺和器具尚存，时不时有村民过来想要修整些什么，照样可以用。”笔者了解到，一些集体的铁器社如今也纷纷改制转产。严陵镇的接官亭、杉树坳、大坝口等铁器社合并成了机具厂，生产打谷机、粉碎机等机械，后来卖给了个体企业；还有镇西、龙会、连界等镇铁器社的命运也大同小异，相继在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初结束了打铁生涯。新场镇街道唐本军的打铁生意也只做到了上世纪90年末，因业务锐减而告终。

随着社会的进步，叮叮当、叮叮当的打铁声已经渐行渐远，燃烧了几千年的铁匠炉，悄然退出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圈。但对那些曾经从事过打铁行业的铁匠们而言，这段经历却始终难以忘怀，红彤彤的打铁炉在他们的记忆深处经久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