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的东汉画像石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内的刘备与诸葛亮合展

东汉说唱陶俑 资料图

考古人员在一处工地发现了一座汉代木桥

曾家包汉代画像砖拓片，呈现当时成都繁华都市的一个缩影

不同时空的益州

益州，是成都使用时间较长的一个别称。所谓“扬一益二”，达到了“益州”知名度的顶点。 “益州之于成都”，有点像“金陵之于南京”。

大禹疏通江河，华夏大地始安。于是制九鼎、分九州，包括如今四川在内的区域称梁州，这在《史记·夏本纪》里有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的取名，主要在于：上古时期秦岭称为梁山，故梁山之阳（南）称梁。这一区域，后称益州。

益州的称谓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初年。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13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汉武帝为什么称四川为益州？

对此，东汉刘熙《释名》卷2：“益，阨也，所在之地险阨也。”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指出：“疆壤益广，故名益州。”这说明，益州的得名有两个原因：一在于地理险要，二在于广阔益善。其辖境相当于现在四川省折多山、云南省怒山、哀牢山以东，甘肃省武都、两当，陕西省秦岭以南，湖北省郧县、保康县西北，贵州省除东边以外的广大地区。

王莽新政时期，改为庸部。公孙述据蜀时期，改为司隶校尉。东汉复为益州，治所在雒县（今德阳广汉市北）。中平中移治绵竹（今德阳市东北黄许镇）；初平中复移治雒县；兴平中移治成都。到东汉以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大业三年（607年）改为蜀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为益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蜀郡，至德二载（757年）升为成都府，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降为益州。端拱元年（988年）复为成都府，淳化五年（994年）又降为益州，到嘉祐四年（1059年）改益州路为成都府。

至此，历史上沉浮反复的“益州”，终于退出了作为行政区域的系列。

“天府之国”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

伴随大地隆起，四川盆地由海盆先是变成了海湾，接着变成了湖盆，这个湖盆比如今的四川盆地面积要大得多，后来这里的地形继续抬升，盆地的边缘隆起一些高山，最后形成陆盆。

作为中国腹地十分罕见的内陆海洋性气候城市，成都平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足；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土壤肥沃；水系发达、河渠交错，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丰富，为成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城市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从学理上讲，“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是指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官吏。后来“天府”逐渐泛化，成为比喻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的地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历史上最早称蜀地为 “天府”是诸葛亮的 《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历史上他首次把以成都城为中心的益州（即今天四川的大部分）称为“天府”。“天府之国”在历代文人笔下逐渐成了成都平原的代名词，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地理常识。

但历史上所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区域，并不包括川西高原和川西南丘陵。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土，成都平原迅速成为农业和手工业兴旺发达之地，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

蜀汉三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商业、制造业等均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本地农业经济。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诸葛亮深谙足兵足食才是“富国安家”根本，因此，他高度重视“务农殖谷”这一立国之根。

为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倾心水利灌溉。蜀守李冰创立都江堰以来，它一直维系着农业的给养，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 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 （今德阳市）、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

在蜀汉农业深度发展的同时，工商业也大有起色，尤以煮盐、炼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当时的成都市井，到了“列隧百重，罗肆巨千。”的程度。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呈现出繁荣景象。

“重城”格局的形成

汉代成都城与之前相比变化不算太大，但成都的工商业及交通，却远比秦代发达。

蜀地向来物产富饶，加之李冰、文翁相继兴修水利，经济及商业更加发达。

秦庄襄王时（公元前249-247年），李冰凿检江、郫江，双双通过成都，皆可行舟，成都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

2009年3月3日，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称，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商场二期工地发现了1座汉代木桥、1座房址、9口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水井，井内出土了北宋的白色围棋子、四耳瓷罐、双耳瓷罐、铁釜、铁剑、铁刀、铜带钩、骨簪和陶珠等大量文物。

木桥结构与2001年在金沙遗址发现的一座汉代木桥完全相同，应是一座廊桥建筑。从木桥的结构和古河道内出土的遗物推测，这座木桥的时代应在汉代。

古河道现在清理的宽度约11米，从现场情况看，古河道的宽度在30米以上，木桥的长度至少应该与之相当。这座木桥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武帝开辟西南空间，开始筑路，以扬大汉之威。汉武帝授权司马相如以郎中将身份（秩千石，相当于正司级）前往巴蜀。

司马相如抵达成都后，临危不乱，写了一篇文章来传达朝廷旨意，稳定民心，社会效果良好。这样，随着人心安定，成都一跃而成为西南地区经济重心和交通枢纽以及商贸集中地。汉代成都的城市地标，就是“市肆”汉画像砖上刻画的建筑。

在成都曾家包、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市肆”画像砖上：画面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市楼，楼上悬有一大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道路上人们熙熙攘攘，有正在行走的，也有推着独轮车的人，还有相互交谈的人。道路的两旁是排列整齐的商铺，还有列肆为三四排不等的长廊式建筑，里面的商贩和顾客正在忙着交易。砖的四周有围墙和大门，西南靠墙处还有两间堆积货物的房舍。

如果说曾家包、羊子山“市肆”画像砖是对汉代商业市肆的全面反映，新都、广汉、彭州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则更加注重市肆的局部刻画：新都出土的“市肆”砖：中央市楼前有两人，一人手持一条状物正在朝市门走去，身后有一犬相随，另一人手提购买的物品也准备出门。画面左侧有一小商铺，一位顾客似乎正在向店主询价。市楼下面一个管理员似的人物，手持一槌正欲上楼击鼓，看样子闭市的时间快到了。

城南两江之间，发展为“南市”，与外江之锦官城（纺织基地以及织锦工匠住地）、车官城（车辆制造地、车辆制造工匠住地）隔江相望，即今天的西较场、青羊官一带。

大城与少城的城门有18个之多。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秦大城南至今上南大街一带，北至今后子门附近，西至东城根街一带，东至今青石桥、鼓楼街一带。少城东垣即大城西墙，西垣在如今长顺街一带，南至文庙西街，北至长发街。

秦汉时期成都古城建筑规模宏大， 是依据秦国咸阳的规制而建。 《华阳国志》说是“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皆与咸阳同制。”

根据推算，秦汉时期成都城周长大约12里，土垒城墙高7丈，全城共7座城门。与人们通常想象中的城池不同，成都没有护城河和罗城，也没有宽大的护城壕沟。

但这一格局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两江环抱的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的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名从没变过，虽城市重心略有挪动，但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个案。 （据《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