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棉县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堰渠---红旗堰，清澈的渠水流过原美罗、宰羊乡和迎政乡董家坡，滋养着这片广阔的土地，不仅让灌区人民喝上了健康水，还带领大家走上了致富路。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条造福百姓的“幸福泉”建设过程的漫长与艰辛。
1971年到1992年，无数建设者投工投劳、无私奉献，在崇山峻岭间攻坚克难，逢山开洞，遇涧架桥，历时20余年终于水到渠成。红旗堰的建成，凝聚了修堰人无悔的青春与汗水，凝聚了几代人饮水灌溉的夙愿，也凝聚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于我而言，它则是我对于父亲最生动、最难忘的记忆。于所有参与红旗堰建设的修堰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一段光荣而难忘的记忆。
开凿一号隧洞培训成员合影（三排左二系作者父亲甘云祥）
红旗堰今貌
石棉县红旗堰展示馆 石棉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宰羊公社马富大队进行红旗堰施工
父亲当年的奖状 受访者供图
儿时的红旗堰记忆
我的父亲甘云祥(曾用名甘荣祥)，生于1934年7月，是原宰羊乡坪阳村一组的农民。1951年参军的他，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1961年回到了家乡苏村坝。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永远与红旗堰连在一起，“红旗堰”三个字深深刻在我的心底，至今记忆犹新。
1971年红旗堰开工建设，父亲是第一批进入工地的修堰专业队民工。
红旗堰前两个阶段建设耗时10年，父亲便在工地干了10年。这10年正是红旗堰建设最艰苦的10年，也是我们三姐妹从小学到高中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
10年里，父亲很少回家，我们三姐妹都还年幼，家里的农活、重活就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一人挑起家中大梁的她却从不抱怨。
那时，我们时常想念父亲，最小的妹妹想父亲了就不吃饭，哭着跑到外面要去找爸爸。逢年过节，父亲没有按时回家，我们就哭闹着要爸爸，母亲总是耐心地回复说：“爸爸在修红旗堰，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他，你们要学会坚强。”
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对“坚强”一词意识模糊，但却对“红旗堰”这个名字深有感触，从那时起，红旗堰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也开始特别留意与红旗堰有关的人和事。
只要有机会，我们姐妹就会前往父亲工作的地方探望他，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工作，怎么总是回不了家。时至今日，父亲在红旗堰挑土、背石、打钢钎、甩二锤、开机器的工作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成了我记忆中最动容、最深刻的画面。
制造炸药的“土专家”
1971年11月，宰羊乡动工修建红旗堰。因为父亲有文化，又学习过制造炸药的技术，便作为当时造炸药的核心技术负责人，被安排在了宰羊公社坪阳三队碾磨房。
父亲和其他修堰人刚去时，那里只有空空如也的碾磨房，什么设备设施都没有。他们白手起家，想尽各种办法，克服重重困难，一边修建房屋，一边制造炸药。
与父亲一起加工炸药的还有当时宰羊公社坪阳七队的鲜文彬和三明一队的张芝武。最初他们制造的是土炸药，主要原材料是土硝、硫黄、木屑，后来又升级了，效果好了很多。他们将原材料分别晒干，碾成粉末，加热后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制造成炸药。为了保证炸药的爆破效果，父亲还要不断前往红旗堰去做爆破试验。
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他时，父亲正在碾磨房里制造炸药，走进去的那一刻，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鼻而来，让人窒息。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捂住了鼻子，心想父亲常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该有多难受，会不会生病？当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全部依靠手工制造炸药。由于每天要加工1至2吨炸药，才能供应红旗堰工程的需要，父亲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赶制炸药，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去休息。
炸药生产出来之后，还要用马队运输到红旗堰，当时运输炸药的主要是三明二队的张永光、马富二队羊洪宣等人。马队运送不完的，就要靠下山休息的民工上堰时将它们背上山。背50斤炸药上山就能挣半天的工分，坪阳5队宋德田的劳力好，一次能背150斤左右的炸药上山。多劳多得，大家也是干劲十足。
那时候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但父亲却因“技术工原则上不能替换”而很少回家。工作勤奋的他，年年都是全勤，工分挣得也多，可对家里的照顾却少之又少。
在制造炸药的5年多时间里，父亲负责的炸药房，没有出现过一次安全事故。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6年2月，父亲被石棉县红旗堰指挥部评为“石棉县红旗堰先进个人”，还参加了先代会。
临危受命啃下“硬骨头”
1977年，红旗堰修建遇到瓶颈，大专山隧道工程推进缓慢。四川石棉矿派技术小组前往支援，父亲勤奋苦练，很快就掌握了空压机、凿岩机的使用和维修等技术，成为了一名技术能手。
随着工程的推进，大专山隧道实行南北夹击，加速进程。1978年4月，父亲临危受命，被红旗堰指挥部任命为一营一连连长，负责开凿岩机，主攻2号隧洞(又名大专山)这块“硬骨头”。
当时的施工条件非常差，凿岩排荒任务艰巨，洞深缺氧，空气浑浊，没有坚韧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干不下来这份工作的，可父亲却欣然接受了重任。
一方面他要深入了解民工们的思想动态，掌握第一手资料，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奖惩分明；另一方面，他身先士卒带头干，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民工们都说：“干部能带头，我们也更有劲头。”
父亲带领全连人员敢打敢拼，一日三班作业，使生产进度由原来的每月推进30米提高到每月推进50米，并且还逐月上升。1980年11月25日下午6时40分钟，最难打的2号隧洞终于打通，全长1637米，为红旗堰全线贯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岁那年，我去红旗堰探望父亲，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条蜿蜒崎岖的山路，流了多少汗，才终于走到南木沟工棚。当时天色已晚，所有修堰人都在，唯独没有看到父亲。
四下打听，才知道父亲还在隧洞里加班，抓紧时间抢工期。我见父心切，在其他修堰人的指引下，来到隧洞前，看见漆黑的山洞，我鼓足勇气、壮着胆子朝里走。洞内凹凸不平，冰凉的山洞水刺痛脚丫，我忍着痛，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进。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听到机器的轰鸣声。我看见父亲的身影了，他枯瘦的背上背着一台机器，手里握着一个长长的铁棒，站在冰凉刺骨的水中，全身都湿透了，正在拼命钻岩石，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更大的铁家伙，不断发出刺耳的轰鸣声。我使劲地喊着“爸爸、爸爸、爸爸……”，但我的声音被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所淹没。我上前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父亲回头发现是我，我再次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流。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8年11月，我的父亲甘云祥再次被红旗堰指挥部评为“红旗堰农业学大赛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红旗堰精神代代传
1981年由于水利投资缩小，红旗堰缓建。后经多方努力争取，停建7年后的红旗堰于1989年得以恢复建设。此时红旗堰进入第三阶段，于1992年12月主渠干竣工通水。
回顾红旗堰修建初期，在缺少工程机械的情况下，大部分用钢钎铁锤开凿，肩挑背扛、牲畜驮运等办法完成。“铺盖锄头自己带，撮箕背篼自己编，爆破炸药自己造，实在不能制的器材，由县上扶持”，这是初建红旗堰时最真实的写照。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父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战，完成了主体工程的突破，为第三阶段建设顺利竣工创造了条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为探寻父辈修堰故事，我走访了多位和父亲一起建设红旗堰的修堰人，他们都说父亲为修建红旗堰出大力、流大汗，吃苦受累走在前，是修建红旗堰的功臣之一。
后来，父亲每每给我们讲述起他曾经当兵和修建红旗堰的故事时，眼神中总是充满自豪和坚毅。我知道，对于父亲和像父亲一样为红旗堰建设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那代人来说，红旗堰是他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它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那代人坚强的信念，更代表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饮水思源红旗堰，缅怀父辈修堰人”。我很自豪，自己的父亲是这纯朴而伟大的修堰人中的一员。作为他的后人，我也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在工作中保持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生活中秉持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的品德，并将这种精神和品德融入到我们的家风家教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将它发扬光大，让红旗堰精神世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