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市人民公园的西北角，矗立着一座总高约31.85米的纪念碑，碑坐东北朝西南，砖石结构，成塔形。碑体四面题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川汉铁路公司为纪念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死难的同胞而建。这其中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故事？

为了寻找答案，初夏时节，记者走进距离纪念碑百米之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跨过脚下的仿真“铁轨”，展馆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个个逼真的复原场景呈现在眼前，带我们回到了1911年前后的时空。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

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手绘的川汉铁路勘测图  图据网络

铁路之争：权益受损，民怨沸腾

“各位游客，这幅照片反映的是四川民众手持光绪皇帝的牌位，聚集在总督府门前跪地请愿的场景。”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讲解员王静解说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风雨如晦，危机四伏。甲午海战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妄图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铁路自然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川汉铁路便是其中之一。

川汉铁路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武汉，对于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四川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如果不能跟湖北这些地方联系起来，那么四川丰富的资源对清政府而言就没有什么用。所以清政府很希望能把四川的铁路交通办起来。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正愁找不到投资方向，他们就想来中国投资铁路建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廷湘说，“最早是英国，很早就来中国勘探，并提出川汉铁路和渝汉铁路都由他们来办。后来德国人、俄国人、法国人都希望来。法国人还提出，他们把滇越铁路也修了，跟四川的铁路连起来，就是要把铁路从越南通过云南到四川，然后再到湖北，再把东南各省都联系起来。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想搞资本输出，在中国投资铁路，就有了赚钱的路径。”

这种情况下，四川的绅商以及爱国人士向清廷提出了铁路“自办”的请求，“当时清政府还是决定，铁路由四川人‘自办’。自己办，最开始是官办，就是由政府来办，不要外国人参与。后来，在地方绅商的要求之下，又改为了官商合办，合办了一段时间后，又改成了完全商办，就成立了铁路公司。”陈廷湘说。

“自办”铁路初衷虽好，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没钱”。起初，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想通过众筹集资的办法筹措资金。然而，当时四川的民众并不富裕，筹款修路遥遥无期。鉴于此，锡良又有了新“办法”，他在全省范围内张贴《集股章程》的公告，宣告将通过征收“抽租之股”的方式筹集铁路建设资金。《集股章程》第55条规定：租股的抽收方式是通过征收随粮的固定比例，通常为每百石粮食抽取三成，带有强制性。所抽股租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股东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 “其实就是国人通过入股的方式，集资修路，路修好后还能赚钱。”陈廷湘说。

尽管如此，筹集来的钱款还是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川汉铁路的修建。这时，川汉铁路公司保款员施典章有了新“主意”。“保款员就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总监，他就把钱拿到上海的私人钱庄去投资，想赚点儿，结果反而被钱庄骗走了140多万。”陈廷湘说。“集”之不易的钱没了，老百姓想靠自己修建铁路的梦想就此已然完全破灭。“这时候，西方列强也在催促清政府说‘我们来投资’，清政府一看，要全靠国人，这条铁路也修不起来。于是就决定把川汉、粤汉铁路以及其他铁路的干线收归国有。”陈廷湘说。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悍然宣布将铁路国有。

想要收回川汉铁路所有权，清政府除了要面对川人的爱国爱乡热忱外，还必须要解决已筹股金的处置、偿还问题。

“1910年时，川汉铁路的股金总额为白银11983005两，其中政府出资236730两，个人认购2458147两，以粮租等形式从农民和其他人口那里积累的股金为9288128两，非官方股民所持的股份，占到了川汉铁路总股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换句话说，到了1910年，川汉铁路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四川人民，在这个股份制企业里，老百姓拥有无可厚非的控股权。”王静介绍说。

保路风潮：和平请愿，渐起波澜

“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武汉-广州）还有所不同。清政府对于粤汉铁路的处理要好一些，因为当时刚刚爆发了广州起义，清政府对粤汉铁路的处理就比较小心，对粤汉铁路的股权就是都要兑现。川汉铁路这边，他们认为四川人性情比较平和，四川又是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处理上就比较随意，股份就还了一部分，不全还，当然四川人就觉得你这样不行。”陈廷湘说，“当时的立宪派蒲殿俊和罗纶提倡文明争路，主要还是想把股金要回来，但清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可以说是比较粗糙---从上了奏折到收路只有5天，5天就开始收路，商办铁路的政策此时已经推行了多年，官办铁路还是光绪时期的，‘现在’已经是宣统时代了，怎么几天时间就回到前朝政策，把铁路收归国有呢，集股的绅商和一般老百姓都很不满意。”

这时，甘大璋和施典章作为四川本土驻京的京官，认为川汉铁路一旦修通，会大赚一笔，对四川人非常有利，于是向清廷建议，不将路款归还四川人民，转而将其作为一种继续投资。清廷看后立即同意。陈廷湘说：“相当于四川人自己都提出可以不还路款，这时，路款的退还就从刚开始还可以退还一些，变成了完全不还，都算作投资。”

据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资料显示：清廷在接收商办公司的路权款项后，对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铁路公司的筹款大部分退还现银，而对四川股东则全部只给以政府债券凭证。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已濒临破产，所谓“国家股票”根本无法兑现，相当于占用老百姓钱财后，发给百姓几张废纸。

当时有一首歌谣曾这样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

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

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

5月17日，《蜀报》率先刊发号外，报道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消息，第二天成都的大街小巷便议论纷纷。川人手中的“股票”瞬间变成了“废纸”，这不仅损害了绅商的利益，更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心。百姓们纷纷抗议，他们质问清政府为什么要出卖路权，为什么要让他们血本无归，一场保路运动的风暴就此酝酿。

6月17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殿俊、罗纶为领导人，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在10天内就发展到10万人。

8月24日，成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罢课的“三罢”运动。

“清政府当时上下不通情，就是朝廷对四川为啥要这样办，都没和当时的四川总督王人文说清楚，王人文就代表四川人向朝廷发了一个奏折，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完全反对，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这个事情就越闹越大，清政府就把王人文撤职，并派出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处理这个事情。”陈廷湘说。

那时的赵尔丰对四川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他在来成都的路上还特意给王人文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王人文代表川民请愿一事颇为赞赏。到任四川后，赵尔丰即刻向清廷建议希望朝廷收回成命。“清末时期，朝廷腐败，执政者也没有能力，给他的回复，就是让他把路潮平息了，并没有具体的指示。”陈廷湘说，摸不着头脑的赵尔丰就又上奏清廷，建议：现在两条路，要么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要么派兵镇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害怕引起民变，将他的两条建议全部否定，并再一次责令赵尔丰平息路潮运动。

“赵尔丰这个时候只能拖了，拖到了川汉铁路公司开股东大会时，同盟会成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等就编印了《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于9月5日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在场代表。赵尔丰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川人自保”的意思就是要搞四川独立，四川独立就意味着要造反，要造反就是要反朝廷了，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不可能不管了，其实他理解错了。”

9月7日，赵尔丰设计诱捕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领导人，并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赵尔丰通知他们说朝廷又有电报来了，希望他们到总督府去看电报，就把这些人抓了。”而此时，保路运动已成气候，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总督府门前集体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赵尔丰下令清军当场枪杀了请愿群众3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武装斗争：革命星火，席卷全国

“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想和平争路，但当时，同盟会在四川的这些人，他们就想利用保路运动发动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结果赵尔丰制造了这样一个血案，血案过后，就有了发动武装起义的理由了。”陈廷湘说。

“成都血案”发生当晚，同盟会成员龙鸣剑与朱国琛等在农场工人的协助下，裁制木片数百张，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并在木片上涂以桐油，投入锦江，木片顺江而下，各地同志会收到警示，纷纷揭竿而起。次日，各路同志军开始汇攻成都，保路武装斗争全面爆发。

陈廷湘说：“此前，同盟会成员在资中罗泉镇召开了罗泉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军。保路同志军收到消息后，他们立即就发动了起义，向成都发起进攻，一路打到武侯祠，在武侯祠和清军打了一仗，清军战败了，清军就退守城内，那个时候武侯祠属于城外。城内他们就一直打不下来，因为城墙很高，起义军只有轻武器，没有炮，清军有新军，有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这个时期，起义军就退回各地把各县、各地方政权夺取了，再包围成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吴玉章从上海回到荣县，为荣县独立做了大量工作，且荣县群众基础好，同盟会成员多达数十人，龙鸣剑和王天杰带领队伍回到荣县后，很快荣县就宣布独立了。”王静说。1911年9月25日，荣县独立，荣县也是辛亥革命产生的第一个县级政权。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2000余人入川镇压，导致武汉地区兵力空虚，为革命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北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内地14省和上海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也就成为湖北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296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四川保路运动也成了辛亥革命的先锋。”陈廷湘表示，“保路过程中，社会各界，包括绅商、工人、农民都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了，壮大了保路运动的队伍。这个时期的工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包括在成都城里的小作坊做工的工人，比如在火柴厂、木材厂做工的工人，也包括官办的四川机器局、彭县的铜矿工人，这些人都是集了资的，工人也罢工参加了‘三罢’运动。这个时候就有了四川最早的工人运动。”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成立。为表彰四川工人在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尹昌衡都督将前清藩台官署拨给工人筹办四川工会，“为一般工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提倡工业，发展利权”，并给开办费1000两、常年经费2000两。

从此，四川工人开始进入有组织斗争的阶段。由于四川军阀混战割据，工会活动困难。1920年3月，工人代表叶召南、李涤庸、王海南等共同发起向省署递交了“恢复四川总工会”的呈文，还制定了《四川总工会简章》。其章程说明：四川省总工会“由四川工人组织组合而成……总会暂设成都湖广庙内，分会设各县”“以实行民生主义，增进工人福利为宗旨”“以团结工人，交换技术，实行改造，精良国货，换回利权为目的”。此时的四川省总工会虽已有较完整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团结全省各业工人的枢纽，但其活动局限于促进工人团结、改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

陈列馆外的保路运动简介

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内景

大学生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参观

市民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打卡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