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摊，又叫锅摊子，它既不同于厚实柔软的馍馍，也不同于讲究油盐芝麻的锅盔。早年川西人上山下田，常带它作干粮，用纸袋一卷，随手撕着吃，大小随意。因是两面贴锅烙熟，吃起来格外筋道耐嚼，还带着浓郁的面食焦香。村里不少人都尝过我母亲做的锅摊子---她那一手做锅摊的绝活，在村里无人能及。

母亲的手，粗糙而有力，指节突出，青筋蜿蜒如老树的根。这双手在灶台前翻飞时，总带着一种沉稳的韵律。我还记得母亲做锅摊时的模样---眉间微蹙，嘴角却噙着笑，油锅里的“滋啦”声与她的动作应和着，竟成了一首朴素的乐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里条件艰难，肉是稀罕物。但每逢父亲烧石灰请人开窑，只要开窑师一拿香钱出门，哪怕得向邻居借钱，父亲也必定让母亲去集市割一条肥瘦分明的五花肉回来。父母是想让我们明白：凡事都得有个开合。工人们辛辛苦苦干完一窑活，饭桌上总得有个像样的交代。

母亲满脸带着微笑，将肉洗净，放入铁锅，加老姜、葱段，清水刚没过肉面。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光映红围在灶台前的孩子们的脸蛋，也映着母亲额角上的汗珠，晶莹如露。肉煮到七八分熟，满屋便飘起让人直吞口水的香气。母亲捞出那块白花花的肉放在案板上晾凉，肉香已勾得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灶台打转。

只见母亲拿起家里那把老菜刀在案板上熟练地飞舞，肉便成了薄如蝉翼的片。姐姐把火烧得旺旺的，母亲取来少许猪油润锅，待青烟袅袅时，再下肉片煸炒。肉片蜷曲如舟，边缘微焦，她便撒一把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那辣味冲上来，呛得我们直咳嗽，却更勾馋虫。

母亲把炒好的肉锁进高高的碗柜，便利落地开始烙制我们称之为“假肉”的锅摊。她舀起一勺稀面糊，手腕轻盈地一转，便在锅底摊成一个完美的圆。面皮遇热迅速凝固，边缘微微翘起，这时母亲用锅铲轻轻一挑，顺势翻面，再烙上三五分钟。待青烟冒起，面香四溢，一张金黄酥脆的锅摊子就做好了。这手艺看似简单，我却总也学不会---不是摊得厚如棉被，就是薄得支离破碎。

“火候要匀，手腕要活。”母亲示范时，灶火映得她侧脸发亮，眼角的皱纹里盛着耐心。她将锅摊切成菱形，取出碗柜里的回锅肉倒进切好的锅摊里，淋一勺红亮亮的豆瓣酱。红油浸润下，锅摊吸饱了肉汁，散发出豆豉的醇香味。母亲让我去喊父亲带着工人和掌窑师回来吃饭，我悻悻地应了，一步三回头，生怕姐妹们抢先把母亲的“杰作”尝了鲜。

父亲和匠人师傅们在堂屋的大桌上大快朵颐，我们则跟着母亲，在灶房的小凳上分享她特意留出的一小碗锅摊子回锅肉。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母亲却从不动筷，只是捧着那只粗瓷碗，就着点咸菜默默扒饭。她看我们的眼神，如同秋日的阳光照拂着沉甸甸的稻穗，温暖而饱满。

后来我离家求学，每月回家，沉甸甸的行囊里总会塞上一罐母亲炒的咸菜锅摊肉。玻璃罐里，肉片与锅摊子浸在透亮的红油中，能存上大半个月。每当宿舍熄灯后，我总会偷偷夹一块送入口中，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刹那间，母亲在灶前忙碌的佝偻背影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工作后我前往彝区支教，每逢周末，便自己做锅摊肉以解乡愁。没有铁锅，就用平底锅代替；时间紧迫时，甚至用馒头切片来充当锅摊。只是味道终究差了些意思---馒头片油炸后不是僵硬就是散渣，全无那份软糯，我想，这差的更是母亲手底那份沉稳与老练。

回家探亲时再向母亲请教，她已颤颤巍巍，言语不畅。可当我大声问起做法，她关于“油温七成，面糊要听声，看颜色变化”的每一个字却都清晰如钉，只是语句已不大连贯。望着风烛残年的母亲，我心中蓦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哀伤。

三年支教结束，我回到了母亲身边，每日陪她说说笑笑。她总在我下班前，默默做好两大盘我最爱的锅摊子回锅肉。家里姐妹团聚时，我们更是各显身手，比赛谁的锅摊子回锅肉味道更纯正、更接近母亲的手艺。

今天放学后身心疲惫，在异国他乡支教的孤独感悄然涌上心头，忽然格外想念母亲的锅摊子回锅肉。趁着黄昏走去市场，肉摊老板削下一块五花肉，在夕阳下泛着大理石般的纹理。青椒还装在真空袋里，翠绿得像是带着晨露。

回到狭小的阁楼厨房，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切肉、调糊。油锅渐渐“滋滋”作响，白烟袅袅中，我仿佛看见她就站在我身后，那双粗糙的手虚握着我的手腕，轻声说：“慢些转，让面糊自然铺开……”

窗外雨丝飘落的瞬间，锅摊在锅中成型。那酥脆与软糯交织的滋味，让我忽然懂得：这原是母亲将艰辛岁月熬成的温柔。她教会我的，又何止是一道菜。

图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