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成都商业场一家小茶馆内，10余位青年画家在听闻“七七事变”后，立志用画笔为抗战献力，遂自发成立了抗战时期四川首个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漫画艺术社团---四川漫画社（以下简称“川漫社”）。

这个诞生于茶馆的社团，明确提出了“以研究漫画艺术，激发民族意志”的结社宗旨。社员们以笔为刃，以尖锐而不失活泼的漫画作品，悄然掀起了蓉城抗战美术的滚滚风云。

1937年，四川漫画社成立时社员的合影

当年的漫画展览会现场

张漾兮《村头酒贩》木刻（神州版画博物馆藏）

文献研究展现场 均为成都市美术馆供图

八十多年前的“斜杠青年”

成立之初，川漫社已有10余位社员，其中有张漾兮、乐以均、苗勃然、谢趣生、梁正宇、龚敬威、车幅、刘素怀、牟康华等人，大多为四川籍。社员中，年纪最小的牟康华当时仅19岁，年长者如谢趣生也仅31岁。这一青年群体普遍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具有革命勇气与热情，因此极具开拓精神。

作为美术社团，川漫社中不乏专业科班出身的社员，如毕业于四川美专的张漾兮，毕业于成都师范大学艺术专修科的谢趣生，乐以均、苗勃然则直接受教于鲁迅在上海开办的木刻讲习班。社团成立时，这类社员往往已经任职于专业院校，或从事美术编辑工作。他们专业素养深厚，作品质量上乘，成为川漫社的核心力量。

正因如此，川漫社对于漫画的本质，及其与抗战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过去一般人一贯地看待“艺术”不过为“人生的装饰”，不过为一种赏心悦目的玩意或摆设。所谓“漫画”亦无非“米老鼠”之类，徒供饱暖之后的笑料的滑稽“卡通”而已。真正的“漫画”并非仅是专门惹人放松和解闷的东西，它的本质是幽默，但它都不是无聊的打趣和开玩笑。它以最尖锐最活泼的本质与最直接最明快的形式，最适合目前的，是时代需要的一种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

此外，社员中亦不乏记者、报人，如龚敬威、车幅、冯桢、刘素怀等人。这类社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具备一定的绘画技巧，并且能够将他们在报社所积累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用于社团活动和漫画宣传，为社员们的作品发表提供了不少便利。

正因如此，川漫社的诸多漫画作品散见于《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新新新闻》《新民报》《四川日报》等报纸的副刊或专栏，以及《建国画报》《战时后方画刊》《抗战漫画》等美术类刊物。在成都市美术馆“烽火宣言---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美术文献研究展”展厅，策展团队梳理呈现了川漫社发表于《建国画报》的20余幅漫画作品，展现了川漫社不同社员所呈现的多元艺术风貌，其中既有单幅漫画、连环漫画，也有带木刻痕迹的漫画作品，以及单线造型的简笔漫画。

茶馆里的漫画编辑部

据川漫社社员车辐回忆，当时社员们主要聚集在少城公园及市中心的益智、二泉、三益公等茶馆。大家偶尔也会“打平伙”凑钱吃饭，但都囊中羞涩，鸡鸭鱼肉是吃不起的。当时在报馆工作的社员每月能领到二斗五升米作为津贴，有人便戏称道：“咱们这‘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打了个对折。”

面对这种现象，社员张漾兮曾愤怒地斥责：“前方吃紧，他们在后方紧吃，这又该怎么说？”因此，他的木刻与漫画作品，时常致力于展现抗战大后方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像《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加紧生产》这样鼓舞士气、反映积极抗战的作品；也有《公教人员的妻儿》《村头酒贩》这类深刻揭露社会问题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

其他社员也同张漾兮一样，常将从茶馆观察到的市井百态，以及茶客、堂倌、小贩等人物形象融入创作，为作品注入了鲜明的市井气息。谢趣生的《新新漫画集》便是其中的典型。

总体而言，川漫社社员多出身底层，且其中不少人身兼记者、报人，这种身份的双重特质，使得他们的漫画创作天然地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宣传抗战，还是批判时弊，其作品始终扎根于具体的社会现实。而茶馆，正是这群漫画家将社交、观察与创作熔于一炉的重要空间，堪称大后方的“文化战壕”。

十字街头的救亡漫画

川漫社社员们不仅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大量抗战主题的漫画作品，还令原本方寸大小的漫画跳脱出纸上版面，以更为多元的形态，走上成都街头，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充分发掘了漫画的艺术价值。

举办抗战漫画展览是川漫社让漫画走向大众的主要方式。成立后的次年初，川漫社便举办了“四川漫画社第一次救亡漫画展览会”，还在展览结束后将作品带至双流、新都、温江等地，举办流动漫画展览，并进行现场解说，拓展了救亡漫画的传播范围，提升了宣传效力。

这一系列展览在当时的成都引发了巨大反响。各大报社纷纷报道，吸引大批文艺界人士到场参观，并撰文评价。观众在展览现场的留言簿上写道：“每幅漫画都是射向敌人的炮弹！”之后，川漫社还应中苏文化协会的征集，选送了部分漫画作品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反法西斯漫画展览”，足见川漫社在当时的影响力。

此外，川漫社还曾集体创作大型彩色宣传画，并在祠堂街少城公园、春熙路等市区内展示，用以吸引行人注意，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次“烽火宣言---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美术文献研究展”便在展厅中复制展示了一幅由社员张漾兮绘制的巨幅彩色宣传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画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视觉冲击力。

由文献展回顾抗战美术史

1941年前后，随着时局恶化，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更为消极的文化政策，川漫社与其他进步文艺组织一并被迫停止活动。从1937年到1941年，川漫社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其从事的漫画活动却极具开创性。社员们不仅丰富了漫画的宣传形式，使其不仅活跃于纸面，还流动于街头，使漫画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实实在在走近了社会大众，激发着民众的抗战信心。

社团停止活动后，社员们后来大多并未继续从事漫画工作。由于大多数漫画作品后来淹没在了报纸、刊物等故纸堆中，以至于四川漫画社在后来的历史叙述和书写中鲜被提及。此次成都市美术馆“烽火宣言---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美术文献研究展”，为他们专辟一章，旨在通过钩沉报纸、刊物、档案等历史文献，让观众重新认识当年这一诞生于茶馆，活跃于街头的漫画社团，窥见由一群青年艺术家所激起的抗战美术风云。 （据成都市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