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季，因为毗邻港澳地区，珠三角成为全国务工人员最早到达、也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于是形成南下打工大潮，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都有属于自己的乡愁，他们汇聚成了人间悲欢与万家灯火，滚滚人流中交织出一个个故事。现将其中的部分描述出来，以飨读者。

那些年的春运场景

广州火车站  图据网络

以前春运期间，在成都站买票需要排长队

往昔春运期间排队购票盛况

南下广东去淘金

春运成为社会现象和民生焦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部“春运史”折射出农民工外出“打工史”。曾经，在人口大省四川，出川打工的人很多，要在省会成都买一张40多元的硬座票去广州，必须提前在东御街市内售票处购买，逢年过节，车票告急。我曾经半夜三更穿着一件军大衣，“含辛茹苦”买到一张坐票，心里喜滋滋乐淘淘。第二天下午一个劲儿朝北门火车站跑去，车站万头攒动，热浪滚滚，那狭小的进站口，广播喇叭内播音员沙哑的喉咙正在报送列车的班次，候车室内嘈杂，男男女女，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火车一到站，大人小孩心急如焚地朝绿色的火车奔去。

上车后，踏着狭窄的通道，乘客像蜜蜂般拥挤起来，提旅行袋的、背背篓的、提筐的、推小车的、挑扁担的、抱小孩的……大家都在找座位。这些外出的农民工兄弟大都是第一次走出家乡闯荡江湖，虽然前路漫漫，但是人们脸上都充满喜悦和自信。我的耳旁传来温江、大邑、蒲江、彭州、郫县、富顺、南充、巴中、铜梁、绵阳、江油、西昌、乐山等地的方言。行李放好后，列车徐徐启动，在灯光微弱的车厢里，我听到各地乘客亲切地交谈，那浓浓的家乡口音，把大家联系起来。我一路上听着他们谈天说地，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因第一次去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心里有点茫然，立即翻开有关资料阅读，才知道它1974年搬迁到流花路新建的广交会大院，看见资料封面上的精彩照片，展馆正面镶有郭沫若先生手书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看着郭老那熟悉的手迹，我有点激动，立即翻开广州地图阅读，心里盘算着行进路线。由于列车晚点，第二天深夜才到达，车站上人山人海，招揽旅客住店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阵寒风中，我抬头看广州火车站，大楼巍峨矗立，立面分中部和两翼，中间顶端是一个新颖的大屋顶。

“需要住旅店吗？”突然有人拍我的肩头，我哆嗦了一下，一看是位中年男子，他把我带到车站背后一个旅店，我才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返乡川人挤满琶洲展馆

2009年春节，我从深圳回成都，花96元坐高铁，33分钟就到了广州，火车站一片繁忙，紧张而喧闹，纷纷攘攘的人群挤满大厅，站外人头攒动，简直像个闹市。经过一番打听，我知道广州市委、市政府对春运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特地为川籍旅客安排购票点。我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找到距车站很远的琶洲展馆。一位农民工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分工轮流排队，累了去旁边坐一下，过一会再来轮换，还要有人负责买饭，基本上是一大早去排队，到晚上才能买到。我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苦心排队，终于如愿以偿地购买到去长沙中转的硬座票，愉快的心情油然而生。按照有关规定，旅客必须在这里上大巴，然后按车次有条不紊地转入火车站候车厅。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广播喇叭不断播送有关信息，一切井井有条，当火车徐徐启动，我按捺不住内心难以掩饰的喜悦。

我大致数了一下人数，这辆绿皮车里竟然有近300名农民工，他们顶着化肥袋，背靠背站着睡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深刻体会到大家说的“抢购春运返乡车票就像一场战役”。

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列车长，他说，春运期间，京广铁路、贵广铁路、南广铁路、广深港铁路、广珠城际铁路，“五龙交汇”，在广州南站，在车站停靠的动车组日均达800趟，日均发送旅客近30万人。“春运一到，我们全体总动员，上上下下全力以赴，由于铁路运力有限，加之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平均每天有70万人站着返乡。”

长沙中转站的短暂停留

车到长沙，这里仍然是人山人海，它联系着京广铁路、沪昆铁路、石长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干线，共有7台16线。车站由站场、站旁、广场三大部分组成，设有3个普通候车室和母婴、军人、软席雅座候车室。

我好不容易买到去重庆的站票，人声鼎沸，空气中翻腾着一股灸人的热浪。商贩瞄准商机，出售一种帆布带的折叠凳，购买者趋之若鹜，我也购买了一个。在漫长的旅途中，有个凳子坐下来休息片刻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群人在排队买票，人手一个马扎，也算一个特色。上厕所又是“打拥堂”。

站在候车大厅，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我开始环视全场。一位农民工实在太累，在墙边睡着，打起呼噜来，鼾声大作，歪着脑袋，一下一下磕着头，手推车里装着衣服年货，还有小孩子最喜欢的零食。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别噎着，将方便面弄断，而孩子早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开饥饿的小嘴。一位女士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方便面，发出吸溜吸溜的吸吮声，咕噜咕噜的喝汤声。在旅途中难免无聊，这时候可以忘掉一切烦恼，还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何乐而不为？玩手机更是一种“高档”享受，手指连着大千世界，打开心灵，连着愉快。一位男青年在候车厅玩着笔记本电脑，娱乐工作两不误。一位年轻女士正展开一张报纸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她告诉旁边的人说：“我喜欢看报纸，既可以打发时间，同时还知晓天下！”一位朴实的老农挑着行李，他对我说，这根扁担挑的不仅是行李，而是整个家庭。

突然，一位小伙子主动与我搭讪：“老师！你也回四川？”“嗯……”几句话下来，暖心暖肺，我抬起眼睛看着他：白皮肤，很壮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口清脆的川东口音掷地有声。“我姓陶，到深圳已经八年多了，现在是个项目经理，虽然过去吃过不少苦头，现在政策好了，总算熬到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哥们现在不说大富大贵，但也算人模人样，老家的新媳妇还等着我结婚，酒席都准备了30多桌……”话语中有几分自豪。

我随身携带一个大旅行箱，除日常换洗衣物之外，内装文学写作书籍，行李显得十分笨重。这位陶兄不辞劳苦，帮助我搬上搬下，细致入微地照顾我，在重庆北站分手时彼此依依不舍，我挥着手说着：“再见！再见！”他的眼睛湿润了，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心中埋藏着依依惜别之情，眼眶内不知不觉地满是热泪。日久天长，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仍然是忘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