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成都市通锦路的某局俱乐部，是一个热闹的好去处。

我读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时，放学后，先不回家，总爱和几个同学去俱乐部玩。这个俱乐部历史悠久，建于1957年11月。进了大门，左边是几行梧桐树，如在盛夏，马上就会感到一阵清凉。梧桐树下有一排橱窗，里面有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有职工美术、书法作品，有局里开展文化活动的照片。

往右，砖房砌成的四合院便是阅览室。若干个房间摆放着像乒乓桌一样的桌子，桌子四面摆放着长条凳。报纸放在木质报架上，随意取阅。人们可凭职工工作证、职工家属证，免费借阅杂志，但不能带走。

1992年2月28日，四川工人日报社在文化宫阅览厅举行通联站授牌仪式

上世纪90年代，在文化宫阅览厅举办的职工读书座谈会 资料图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俱乐部影剧院

上世纪70年代俱乐部阅览室一角

看书看话剧 留下难忘记忆

每天傍晚，阅览室都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有下了班的职工，也有涮完锅碗的家属，还有就是像我一样的职工子弟。在精神生活相对匮乏、文娱活动相对单一的年代，阅览室是我们废寝忘食的地方，也启蒙了如我这般喜欢文学的少年。

我和同学喜欢用16开红色塑料皮笔记本摘抄“格言警句”，仅初中三年，我就抄了6大本，平均一学期一本。现在可以用手机拍照，多方便省事。

在阅览室轮流值班的职工有三人。其中一名中年女士，个子不高，椭圆型脸上架一副眼镜，总是习惯性地从镜框上方射出严谨的目光，审视每一名借阅者和借阅者还回来的每一本杂志，看是否破损，是否缺了页码。我们职工子弟都叫她赵阿姨。赵阿姨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小心点！还有很多人要来读的哈！”我们都比较怕她，因而在阅读时小心翼翼。

我家到俱乐部需步行10分钟，常常是吃了晚饭或到了星期日，会到俱乐部阅览室坐坐。有时星期日到阅览室时，工作人员还没来开门，我就先到文化茶园转一转，喝早茶的人不少，有的下象棋、围棋，有的逗鸟。或者，我会到灯光球场瞄一眼，灯光球场由预制板和砖石砌成，可以坐近千人，时常举行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赛事，运动会开幕式也在这里举行。受当时条件限制，灯光球场没有加顶，所以灯光球场唯一的不足是如遇到下雨天可能会淋雨。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泡在阅览室津津有味地看杂志，姐姐来找我，手里拿着两张俱乐部影剧院的入场券，对我说：“抓紧回去吃晚饭，7点半看局文工团演出的话剧《泪血樱花》。”我扬了扬手里的杂志说：“不看！哪有杂志上的小说好看？”姐姐神秘地笑笑：“这两张票是爸爸好不容易搞到的，只有两张，你可别后悔！你没听说过《泪血樱花》啊……”

姐姐对电影的介绍吸引了我。晚上，我跟姐姐去了阅览室斜对面的影剧院。这个影剧院当时是俱乐部最高最大的建筑，第一层为“堂厢”，有30排，第二层为“楼厢”，有7排，全场约有1000多个座位，均为木椅。记得电影开演前，总有不少没有在窗口买到票的人在外面等着。当时，宽银幕电影票3角一张，普通银幕则是2角5分一张。我曾在此观看过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欣赏了上译厂译制的《悲惨世界》《叶塞尼亚》等，毕克、邱岳峰、童自荣、乔榛、刘广宁、向隽殊等上译厂知名配音演员的技艺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

这次随姐姐看话剧《泪血樱花》，感觉很值！跨国之恋，题材新颖，故事曲折，演员动作、台词都很有味道，既华丽也有亲和力。演员在剧终谢幕时，台下1000多人起身鼓掌，1000多个木质座位发出一片壮观的轰鸣。

回家路上，我对姐姐说：“那个日本青年很有意思，虽然一直坐在轮椅上，但身材笔挺，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地道。”姐姐说：“他是文工团话剧队演员张国立，天津人，所以普通话很有味道。文工团排练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毅市长》《杜鹃山》也有他不少戏份。我几个同学前几天在文工团排练厅门口找他签名呢。”

阅读条件越来越好 开始尝试写点东西

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阅览室都是我和几名爱书的同学待得住的去处。冬季，我们穿得很厚实；夏日，我们有冰棍解暑。俱乐部门口的果汁冰棍4分钱一支，牛奶冰棍、豆沙冰棍5分钱一支。我们往往会“石头剪刀布”一番，谁输了谁就请客。

1985年初，在撤除俱乐部的一些平房（包括四合院阅览室）后，新建的五层共4010平米的文化活动楼落成剪彩。同时，俱乐部更名为“文化宫”。

四楼为阅览厅，空间足有4米多高，屋顶装了大吊扇，盛夏，我们终于可以在习习凉风中阅读了。阅览厅新购置了1万多册图书，订阅了80多种杂志、报纸。图书有巴尔扎克全集、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全集，雨果、司汤达、狄更斯、海明威、契科夫、普希金、泰戈尔、雪莱的作品，新增订了很多杂志，还新增订了《四川工人日报》等报纸。

阅览厅建立了工作制度、借阅制度，印制了借阅证。书籍、杂志可借阅回家。阅览厅设置了读者园地橱窗，开辟了新书推荐、新书述评、阅读体验、读书杂谈等栏目。阅览厅每年都会组织读书座谈会、读书演讲大赛。

这时，我已经毕业，在我们局工作。只要有时间，我仍然喜欢去文化宫阅览厅翻阅杂志、报纸。我也尝试写点东西，在一些报纸杂志刊出了多篇读后感。阅读的同时，不再抄格言警句，而是抄编辑部地址、邮政编码，把稿件装进信封，贴上8分或4分邮票，给杂志社、报社寄去。

从事文艺工作 见证企业文化发展

阅览室、阅览厅启蒙了、成就了我的文学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多篇散文被四川工人日报社刊用。“八五”期间，我荣获四川省总工会颁发的“四川省五一文学艺术奖”。

我和俱乐部、文化宫的渊源还在继续。1992年2月28日，四川工人日报社在我们局设立通联站，通联站授牌仪式在文化宫阅览厅举行，四川工人日报社负责人专程前来授牌，并宣读了任命文件，局工会副主席任通联站站长，我任通联站办公室主任。

1998年，我任文化宫副主任。考虑到文化楼没有电梯，为方便老同志借阅图书、杂志，我们将阅览厅从四楼搬迁到一楼。

1999年7月，我带领一支文化服务小分队从成都到华北朔（州）黄（骅港）铁路川军工地巡回演出、放映“坝坝电影”。之前张国立1984年从文工团调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文工团于1986年2月撤销，原话剧队、舞蹈队、京剧队的演职员分配到全局各单位，其中几名分配到文化宫工作，这次也参加了文化服务小分队到工地。除了表演文艺节目，我们还带上了影剧院的电影放映机、银幕和电影拷贝《不见不散》《拯救大兵瑞恩》，文艺演出后，就放映“坝坝电影”。有一天，在一个工程队的食堂就餐时，工程队熊队长说：“见了你们感到很亲切，我妈退休前就在俱乐部工作。”这么巧啊，我急忙打听。熊队长笑眯眯地说：“我妈矮个子、椭圆脸、戴近视眼镜，姓赵……”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赵阿姨从镜框上方射出的严谨目光来……

光阴似箭，沧海桑田。从“俱乐部”到“文化宫”，从“阅览室”到“阅览厅”，无形中，我成了社会进步和企业文化发展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