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些语句无不在向我们强调着吃饭的重要性。过去，食堂作为职工的“能量补给站”，无论狭小简陋还是宽敞舒适，都聚集着单位的人气。浓浓的饭菜香味和热闹的用餐氛围，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职工食堂窗口前工人们打饭
工人们在食堂吃饭
炊事员在分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威远县王家桥煤矿食堂外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凤凰山煤矿的饭菜票
披蓑衣做饭
说起煤矿食堂，威远县王家桥煤矿的王明高、彭刚模等八九十岁的退休工人，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炊事员披着蓑衣做饭的场景。1965年2月正式动工开掘矿井时，这里除了草地就是荒坡，几公里内不见人迹。那时没有挖掘机，煤矿的经费也很紧张，全靠几十名工人轮班挖井。虽然探测结果表明有煤炭储量，但到底如何，得挖开亲眼看了才能准确作出判断。在那样的情况下，尽管吃饭重要，也只是先建了一个简易的食堂。
“说简易，那还真是不能再简易了。”王明高回忆说，上无片瓦，下无砖块，都是就地取材，立上几根木柱，然后砍来竹子编成竹篱笆，钉或捆在木柱上做墙体，上面用树枝和竹子搭，或扎成网格，然后再铺上稻草，就连门也是用竹子做的。开始几天，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大家吃饭只能端着自带的碗筷，舀了饭就地坐或蹲在地上吃。后来稍微理顺一些，才用木条钉做了两张桌子，在上面一方搭一根碗口大小的树木，四个角分别钉一下或者绑一绑，就成了大家的饭桌；而板凳就是围绕桌子四个角分别立上几根小木桩，虽然条件简陋，好歹算有了一点食堂的样子。
一旦刮风下雨大家也不好过，食堂四面漏风，即使是在二三月份的天气，大家在里面吃饭照样冷得瑟瑟发抖。到了五六月，食堂又开始漏雨，屋内摆满了用来接水的碗盆，让人吃饭都不得安宁。
饭堂如此，灶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受地形条件限制，同时也出于防火考虑，灶房没能和饭堂一体连建，而是单独建在了10多米外的坡坎处。只是搭建了两眼灶和灶台，上面连稻草都没盖，用了些竹竿绑成小房架，周围用席子简单遮了遮，几乎挡不住风雨。一旦下雨，炊事员就得披着蓑衣戴上斗笠做饭，雨再大一些甚至无法下厨。起初煤矿还未挖出煤炭，只能烧柴草，柴草被雨淋湿了点不燃，满是浓烟，呛得炊事员半天做不好饭。80多岁的钟昌元当时同工友们借住在离掘井3公里外的农户家，据他回忆，如果遇上下雨天吃不上饭，大家就只能忍饥挨饿到下班后，回到住地再做饭吃，条件非常艰苦。
当年夏天，新开的矿井终于见到了煤炭，并确定有开采价值，这才慢慢开始建起了食堂。修建初期还只是泥巴墙，盖的青瓦，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煤矿升级，建成了砖墙。桌子也从木条桌逐步换成了石头桌、水泥桌，再到后期规范的木桌。“尽管那时候条件艰苦，但却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80多岁的陈光良说道，“大家都很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不仅非常珍惜，还生怕落后了被人瞧不起，脑子里除了好好工作，早点见到煤炭，没有别的杂念。食堂环境好坏并不重要，只要有地方吃饭就行。大家勒紧裤带，挺着脊梁，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凭票用餐
过去，工人们的食品供应很多都是限量，到食堂添饭加菜需要凭票。原内江市凤凰山煤矿工人包吉全，1976年参加工作时先在自己家挑了100多斤粮食交到粮站，然后再拿着交粮的票据到矿上去报道领饭票。按照当时的规定，工人每月吃多少粮要根据工作量和劳动强度来制定标准。像包吉全这样的井下挖煤工人，体力消耗大，每个月的口粮是54斤，其中有10斤面票，用来吃馒头。而在地面上工作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相对要小一些，每月的口粮是45斤、36斤、27斤等不同的定量。
据包吉全回忆，当时的饭票比菜票还要珍贵，因为菜票掉了可以再买，饭票掉了就没办法补，只能等到下个月领。包吉全同工友们都做了一个小木盒，将饭菜票牢牢地锁在里面，生怕它“逃跑”。“每顿吃几两饭就拿几两票，不会把多余的票带在身上，怕弄丢了！”据退休职工罗召平回忆，在食堂做了4年炊事员的他，还从未听说过谁弄丢了饭票，也没有人打饭不给或忘给饭票。
一下到井下就要8小时才能出地面，所以中途食堂要送馒头到井下为工人们加餐，大部分工人吃一个馒头，用去2两面票。像王玉河这样的大个子，要吃两个馒头，用去4两面票。“不过大多数工人每月53斤饭票是用不完的，像休班、休假，饭票就省下来了，可以拿着饭票或面票到食堂去称米或面粉，拿回家给家人吃。”王玉河说。
一到饭点，工人们揣着饭票，拿着碗筷走向食堂，来到打饭的小窗口前排好队，依次将票递给炊事员，再递进饭碗和菜碗，炊事员按照票值大小添饭菜。大家围坐在食堂里，热热闹闹地边吃饭边聊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物质逐渐丰富，市场开放后饭菜票没了用武之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饭菜飘香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川威集团的前身---威远钢铁厂开有矿井，上千名工人在井下开采矿石。退休工人唐照国1972年参加工作，他记得当时自己被分配到12井，有120人。当地没有市场和供应站，食堂的米、面、油菜等物资都是由总厂安排，每天由一名搬运工到10多公里外的总厂去拉，而总厂又都是由当地蔬菜生产队供应，每天需要什么菜，都由总务报计划给蔬菜队。
“那时候食堂里的菜品比较单一。都是根据季节，黄瓜熟了吃黄瓜，白菜长大吃白菜，几分钱一份，根据自己所需的量到食堂去添。”除了蔬菜，食堂里的肉同样单一，“一直都是吃回锅肉，不是工人打饭时现舀，而是炊事员提前先一碗一碗分好，工人打饭时给了票端一碗即走。”此外，食堂供应的大米饭一直都是大灶用大甑子蒸，每顿由两个炊事员抬过来，一把小勺一个小碗给工人添饭。“工人们的素质都比较高，占便宜的人非常少，大家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据退休职工郭基华回忆，除了米饭，食堂还会供应油条和豆腐，“虽然那时候没有鸡精之类的提鲜调味料，炒菜就是放盐加豆瓣，但大家都吃得非常香！”
不知道是技术受限还是条件不足，食堂从来没做过馒头。有的时候做一点，像极了农村的“闷笼粑”，面发好后不揉不切，直接放到蒸笼里去蒸，工人们吃几两，炊事员就用刀划几两。
三年后，唐照国同贺志高等工友调到工区，属厂里的二级机关，只有10多个人，炊事员可以做炒肉，红烧肉等菜品。虽然还是那些菜，总算是比矿井食堂又进了一步。
1985年，因矿井矿石产量低，质量差，开采成本高，钢铁产量增加，矿井失去了价值，宣布全面停产，采矿工人们也全部调到总厂。总厂建了几个大食堂，不仅食堂的环境好了很多，菜肴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每顿基本都在4个菜以上，并且开始有了包子、馒头。刚开始是人工，后来改用机器制作，又白又蓬松，吃起来绵软香甜。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粮食不再定量，每个月吃多少全凭个人食量，并且可以单炒，但凡食堂里有的，想炒什么就能炒什么。食堂放开了，市场也放开了，街上的饭馆、酒店多起来，选择的余地也更大了。随着工厂的发展，干部职工的生活条件一天更比一天好，大多数工人有了住房，有了家，平时想吃什么也都能在市场上买到，然后在家进行制作。一些单身职工不想在家做饭，还可以下馆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食堂门可罗雀，到2000年以后食堂的作用被淡化，直到告停。“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食堂是解决工人们吃饭的场所，也为企业干部了解联系工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为工人排忧解难，发展生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唐照国感慨道：“现在虽然有职工食堂的单位不多了，但大家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饮食上拥有了更多新的选择，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