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集中形态，与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就像两个车轮，承载人类社会滚滚向前。

张仪筑成都城后，在内城、外城和城南分设有“市官”，管理盐、铁和纺织等重要手工业生产和经营，以往自生自灭的手工业，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 资料图

成都博物馆供图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漆木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文翁讲学雕像 资料图

“蜀郡西工”与“广汉郡工官”

从考古发现，战国晚期成都制造的兵器在四川地区广为使用。1987年，广元市青川县出土了“吕不韦戟”，其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

《汉书·地理志》载，成都与广汉郡雒城都设立“有工官”。工官，是木工、金工、水工、土工、陶工都要经营的，故又称为“五官”。《百官志》有“五官中郎将”，就是管五官工匠。常璩的《华阳国志》就有锦官与车官的区分了。其分出这两种专业的时间没有记载。据推测，可能是汉武帝收五官工巧归国营时就已有锦官。车官当要迟点，可能是诸葛亮时，或其以前。

到西汉时期，官府在成都继续设立大型官营作坊，“成都造”在全国闻名遐迩，除刀具之外，产品已经不限于兵器，大量的生活漆器、生产性铁器，经五尺道、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水道，远销到四川之外的云南、湖北等地。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时秦国在成都设立的官方生产作坊---蜀工官，名叫“蜀郡西工”；汉工官，名为“广汉郡工官”。

《前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师古曰：“如说非也。‘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上已言‘蜀、汉主金银器’，是不入三工之数也。”

由此可见，蜀地“三工官”中，工室、右工、东园的匠人，显然是一支国家集约化的由能工巧匠组成的专业队伍。

蜀汉工官最为著名的制品，当是漆器。所谓“漆从西蜀来”，可以看出蜀地漆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漆器是中国传统手工业技艺的典型代表，自战国以来声名鹊起，到两汉时期一跃成为了皇室“乘舆”器物，并在汉代贵族生活中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漆器器型多样，纹饰精美，质量上乘，其中最好的产品就产自汉代蜀郡与广汉郡。西汉时蜀人扬雄在名篇《蜀都赋》中，对于家乡成都的特产漆器发出了“雕镂釦器，百伎千工”的赞誉。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比对，“百伎千工”的评语毫不过誉。

根据出土材料判断，战国时期秦国已在蜀郡设置了西工类似的工官机构，这和秦在雍、栎阳、咸阳等地设置的工官机构是一致的。

锦官城与车官城

除了“蜀郡西工”与“广汉郡工官”，成都城西还设置有3大功能性城区：锦官城、车官城、学宫城。

自张仪筑城以来，成都城市在多数时期内均是“数城相接”或者“数城相包”的格局，所以古人称之为“重城”。除此之外，还有3个十分重要的城中之城：锦官城、车官城、学宫城，进一步扩张了城市的专业性功能。

锦官城是西汉年间成都设置的官方织锦机构，位置在今成都市西南郊的南河（锦江）南岸。当时在成都南门夷里桥南岸，建筑了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由“锦官”进行管理。锦工织成锦缎后，就在流经锦官城附近的“流江”里洗灌。由于在这段江水中洗灌后的锦缎，色泽更加鲜明艳丽，远胜于在其它河水中洗濯的锦缎，因此这段江流被称为“锦江”。

在锦官城及其附近，还有织锦工人集中居住的“锦里”，进行锦缎等丝织品贸易的“锦市”，这样城南一带便称为“锦城”。久而久之，“锦城”成为了成都最动人、最持久的别称。

蜀汉时期，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政府组织作坊生产漆器、蜀锦等高档商品，由于供不应求，也从民间大量收购这些奢侈品，主要用于外贸。在锦官城之西的位置，还设立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军事机械制造机构---车官城。

西汉初年，汉武帝采纳了唐蒙、司马相如建议，广开“西南夷”。在此基础上，以成都为中心，先后在西南设犍为、益州、巴郡、牂牁、越巂、沈黎、武都7郡。为了满足商贾、百姓往来贸易需求，西汉政府在成都设立车官城，缓解交通工具的急需。

车官城的设置比锦官城要晚，大约汉末至蜀汉时期。车官城是车官管理机构和造车、修车的所在地。根据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车官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皆设有军营，将它团团围住，暗示了车官城的重要性。

古时车辆一般为木制，辅以铁钉。铁器在蜀地本是稀罕货，秦灭蜀后，赵国卓氏、鲁国程郑移民临邛（今邛崃），占据山中铁矿，招揽滇、蜀百姓采矿冶铁，其商业投机客观上却促进了铁器在蜀地的传播，汉代的蜀地百姓，人人都已是铁器在手。此外，汉代成都附近的龙门山脉、岷山山脉森林繁茂，加之荥经、犍为一带还有铜矿、铁矿，蜀地有金有木，车官城落户成都应该是顺理成章。

成都汉代的锦官城和车官城，在文化史上具有其独特意义：一文一武，一个优美一个壮烈，它们构成了一道别具象征的都市景观。

文翁学宫与周公礼殿

文翁兴学，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学府---石室学宫。但现在的石室中学，就是当年文翁石室所在地吗？不少考古学者认为，石室旧址应在今成都市东御街街口附近。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伴随挖掘机、搅拌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有一个工人大呼：“快停下来！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众人循声望去，在地表下5米处果然看到一大一小两块石碑。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

“那个石碑确实很大，而且上面还刻着字，我们下去看到时，感到很震惊。”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谢涛，回忆起当时看到石碑时的情景，眼中也闪露着兴奋。经过考古专家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方形，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因此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

《裴君碑》《李君碑》记载的主角是谁？他们两人的德政碑为何会被掩埋在一起？由于碑体正面向下掩埋，碑文保存得近乎完好。专家们可以从碑文中寻找到揭开这些疑团的蛛丝马迹。

两块碑的内容都叙述了碑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入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是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正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才得以保存。公元133年左右，颍川（今河南省襄城）人李膺(110-169年）在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133年秋天，李膺调离蜀郡。3个月后，蜀郡当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而《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又由同样重视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作出的努力，将李膺与裴君这两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联系在了一起，也证明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

文翁最后死在蜀郡守任上，蜀人立祠追念，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在文翁石室，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宋代吕陶、席益所举“冠天下”的“周公礼殿”和“石壁九经”。吕陶在《任史阁记》中指出：“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礼殿，本来是祭祀遂古以来历代圣君贤相和学术人物，因为汉代崇尚周公与孔子，而周公又为孔子所推尊，因而，这座礼殿才被称为“周公礼殿”。到唐代取消周公之祀，礼殿成为孔子专祠，是为成都孔庙最早起源。（据《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