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自然地理的相对封闭，高山大川构成的屏障，“呵护”着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成都的城市历史进程里。

唐时，成都的经济、文化发展迅猛。繁荣的经济使唐代成都的人口持续增加。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万户、74万余人，仅次于都城长安，为全国人口数量第二的大都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年），成都有16万余户，以户数计，仍为全国第三大城市。伴随人口的增加，群英辈出，进一步激发了成都的城市活力。杜甫旅居成都，耳濡目染间，由衷赞叹成都是“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馆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资料图

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几位艺术家联袂完成的美术作品《成都十二月市》组图

“十二月市”的诞生

唐代的成都市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常性的交易市场，一种是定期集市。前者主要分布在市区内，分为东市、西市、南市、北市。韦庄诗里说“酒市多逋客，渔家足夜航”，记录的是卖酒的酒市里，消费者多为外地人。张籍的“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是对万里桥一带酒幌林立的描写。前蜀李珣在《南乡子》中写道：“鱼市散，渡船稀”，说的是成都的鱼市。此外，还有米市、炭市、麻子市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市场，甚至还有每天清晨开市的交易花木虫鱼的专业市场。

而在村落之间还有大小不等的市场，被称为“亥市”，是指隔日交易一次的集市。这种从城里到乡村形成的两天一逢场的市场体系，已经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商品流通网络。

在当时，成都主要流行的是定期的市场。

熙宁七年（1074年），北宋名臣赵抃遍访成都乡土历史，主持编纂了记录成都历史、地理、风俗等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志《古今成都记》，其中记载了成都“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元代费著所撰地方风俗志《岁华纪丽谱》更是对“成都十二月市”予以了详细罗列，可谓月月有集市，花样各不同。

这恰恰说明，宋朝时成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非常明显的实效。而农产品的种类也有了明显增多的迹象。正因为如此，促进了市场的空前繁荣，才催生出了“成都十二月市”。

宋代成都的“购物狂欢节”

作为宋代成都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成都“十二月市”当中七月举行的七宝市，又是“十二月市”中商品种类最为繁多的集市，主要以古玩珠宝玉器为主，堪称宋代成都的“购物狂欢节”。

当时的“七宝市”，还售卖家具、炊具、灯具等杂货。宋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记载，宋人常用的杂货有桌、凳、凉床、交椅、兀子、长挑（床板）、绳床、竹椅、裙厨、衣架、棋盘、面桶、项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桶架、木构、研糙、食托、木梳、篦子、刷子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家具，每一样都有特别的用途，共同组成了颇具规模的民间百货市场。而珠宝等器物，售卖者一般是使用口袋装盛，以鸡公车进行运输。

唐朝中期，一些巴蜀城市市场严格的时间管理制度逐渐松懈，成都民间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夜间商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早市相继出现。这时的成都夜市（成都人称为“鬼市”），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引《成都志》记载：“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宝书斋彻五更”。这时的夜市，多为地摊形式，货物交易十分丰富，甚至达到彻夜达旦的程度。

公元1176年中秋节之前的一天夜晚，诗人陆游与友人到大慈寺游玩，大慈寺外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夜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中写道：“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

陆游的词也谈到成都这些不同集市的特点：“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词中提到了药市、灯市、花市这三大市的盛况。这些定期的集会，不但是成都及附近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商人来做生意。“十二月市”的兴盛直接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经济的发达，手工业和商贸的繁盛，反映了成都的城市地位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高的。

一度引领时尚风潮

早在西汉开始，成都已是丝绸、锦缎等手工业品的重要交易市场，因而成为川西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的集散地和重要贸易城市。巴蜀茶叶集中于成都，再运到甘肃武都等地，转卖到西北一带。

据《盐铁论》记载，蜀郡的货物已运输到其它地方交换珠玑、犀角等珍品。蜀布和邛杖也到了印度等地。汉代成都市场的繁荣，从商业资本的大量积累也可见一斑。

唐朝开始，蜀地是全国七大重要的产茶区之一，成都的茶叶交易十分活跃。灌县、临邛等地的著名茶叶，汇聚成都市场，畅销各地。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市”上贩卖的很多商品都是“成都造”，如锦市和蚕市上出售的蜀锦，花市的商品也多是本地的；药市上虽然也有外地的药卖，但还是以四川本地的为主。各个月的市场其实都是百货交易。能进行百货交易，说明物产丰富，很多主打产品都是外销产品。

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割据蜀地，他也十分重视成都蚕市。蜀地的蚕市最晚在唐代中叶已出现。主要是交易蚕桑、蚕具之类，故其举行时，都在每年正月至三月春蚕将兴之日，而这种集市贸易也就以“蚕”为名称。

以后，交易的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就变成了一种交易百货的集市。当时蚕市最繁盛的地方，首推成都。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在成都拉开帷幕的蚕市，不但是交易，而且成为蜀中乡民的隆重典礼。

每当蚕市拉开帷幕，蜀中乡民便投身于一场浩大的民众狂欢，包括有的儿童，也“废书走市观”，可见蚕市的吸引力、影响力。

开放的城市格局，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作为西蜀重镇的成都充满了活力。成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成都以织造中心的效应带动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高水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促使当时的成都繁荣发展。

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唐代凿解玉溪，流经大慈寺前。五代时大慈寺南为市集所在，五代以后，成为游乐胜地。

“十二月市”的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等多种专门集市，都曾在大慈寺附近举行。成都自古被称为“药福”之地，很多人还特意去逛药市，为的是去“闻药气”，有点像现在人们去空气清新之地呼吸负氧离子。

繁荣“烟火气”的背后

成都“十二月市”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桃符市。

桃符是古人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对联起源于五代时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成都古今集记》虽然记载了成都十二月为桃符市，但该市的具体日期与交易地点却没有明确记载。分析起来，十二月逼近年关，交易的桃符又是民俗之物，所以学者们推测，当时桃符市也许就是年画市场，不仅售卖桃符、春牌，也有来自成都周边的年画。

为何会在唐宋时期出现“十二月市”？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院王小红研究员指出，这就与巴蜀盛行的游乐风气关系密切。从五代到宋代，成都城市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游乐风气更是盛极一时。

早在宋代就有了锦江“小游江”和浣花“大游江”的风习，特点是太守带头游遨。“带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四民州处，万商成渊。”宋代成都人烟辐辏，坊市间商贸繁荣，大小市集密布，繁荣空前。东市和大东市、西市、南市和新南市、北市和新北市等是按方位形成的固定市场，米市、炭市、麻市、鱼市等，则是因货品种类形成的固定集市。

杜甫曾在诗中写道：“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唐代一户人家大约有5口人，由此推测当时成都大概有50万人口，这在古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明代成都商业虽然得到发展，却不及宋时成都的发展程度，在成都的城区依然延续宋时的各种专业市场。《成都通史·元明时期卷》对当时的城区市场交易做了记录，大体的品种有---蚕市：蚕种、蚕茧、蚕簟、蚕丝、桑叶；花市：兰草、栀子、牡丹、桂花、红花、蓝靛、茶花、木芙蓉、月季；扇市：竹篾扇、棕叶扇、蒲葵扇、团扇、折扇、檀扇；草市：稻草、麦草、秸秆，草编物、草帽、草席、草垫等。 （据《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