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锦江支流府河外侧的东风大桥的东桥头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普通街道---交子街，一度也被称为“椒子街”。距今几十年之前，街市两旁树荫蔽日，商铺鳞次栉比；店与店之间多有古色古香的门楼相隔，门楼里则是一座座建于清末民初甚至更加久远的老式院落。可惜的是，它的名字已经被均隆街的名头覆盖了。1997年，府南河工程改造完毕后，交子街名被取消，与均隆街合二为一。不要小看了它，这里恰是宋代印制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的所在地。

益州交子务俯瞰图 交子金融博物馆供图

张咏画像 资料图

古代四川造纸工艺流程图 资料图

蜀地铁钱 资料图

千厮仓钞版印样（宋钞版印样）交子金融博物馆供图

交子的诞生与流通

交子街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地。《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可知街道的命名是因为在此设置过交子务。

宋代开始，成都就流传有“五子登科”一说：票子、印子、绸子、粉子、车子。“票子”说的就是纸币。正是由于成都商业发达、贸易繁盛，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才得以在此出现。

四川使用铁钱，始于孟蜀广政年间（公元938年-965年），估计是贵金属缺乏、蜀地冶铁技术精良而形成的。北宋初年，成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流通的钱币却是笨重的铁钱。

在市场的逼迫下，成都街头催生出专门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的金融服务机构，名为“交子铺户”。存款人将现金（银锭、铜钱、铁钱）交给铺户，铺户把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票据上，再交还存款人，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用楮纸印制的特殊券，就是“交子”，也叫“楮币”。

成都产的麻纸享誉巴蜀内外，但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楮纸”？楮树，成都人称为构树，在平原分布广泛，双流县制造的构树皮纸尤为知名。尤其是在宋代，高质量的成都产楮纸，后来还被朝廷指定为印制纸币的专用纸。凡用于印制纸币的楮纸，均由官方监制，抄纸工人也全都纳入了政府编制。

可以说，交子之所以能够推广普及，最大的原因在于：经济高度发展、商业诚信、具有良好的管理机制、成都具有一流的造纸和印制工艺。

这一便利之道迅速推广，交子应用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了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立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赢得了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劳苦与风险，也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

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他们遂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在市面上发行。这一步一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完善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交子推进的枢纽式人物

张咏两次知益州，他是交子推进的枢纽式人物。

群星璀璨的宋朝英才群体中，我最为敬佩的毫无疑问是苏东坡、范成大；可是要说最为神往者，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张咏才是不二人选。

张咏（公元946年-1015年），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人。太平兴国间进士，累擢枢密直学士，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诗文俱佳。《宋史》记载他“少负气，不拘小节”，自幼“学剑颇得妙术，无敌于两河间；好弈棋，精射法，饮酒数斗不乱”。可见这还是一位心怀奇气的少年英雄。

张咏刚猛正直，平素酷爱读书，他的性格和思想，对当时蜀地的社会风尚起到了极大的矫正作用。

公元1004年，蜀地的益州、雅州、黎州接连发生大地震，社会动荡，民生堪忧。这对经营交子的铺户来说是一大打击，必然影响到顺利兑换，造成诉讼不断。

张咏上任后，除了平定混乱，他认为救治蜀乱的方法就是“移风复俭约”，改变蜀地奢靡的风俗，以“淳化”宣导蜀地民情。

张咏在益州实施多种举措，安抚民心。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四川地区老百姓生活安定，对他也是爱戴有加。 张咏还擅长断案，就拿最著名的案例汇编《折狱龟鉴》来说，这记载了从先秦两汉开始，北宋末年的395个精彩案例，其中，记载张咏侦破的案例就达到二十多起，堪称历代之最。

而成都的交易市场情况，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在民间交子铺里，浑水摸鱼者不可避免。有一些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使所发出的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益州知州张咏对全国交子铺户进行了整顿，剔除不法之徒。

公元1008年，张咏对原分散的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挑选出以王昌懿为首的具相当实力的16富商连保发行交子，共同承担兑换责任，其余交子铺户资格被取消。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

费著的《楮币谱》等文献记载，在16富商连保发行交子时只提到王昌懿一人，他即是16户之首，属最早的私交子铺户之一，在交子运行中发挥作用最大，所以才被文献记录了名字。

到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地点大体位于锦江北岸的锦官驿一带，以本钱36万贯为储备金，为正式发行“官交子”筹措了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宋朝事实》有如下一段记载：“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岁之夏秋盘仓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发现从“私交子”到成都16户富豪主统一发行“官交子”的逐一落地过程。

值得铭记的是，天圣二年二月十日（公元1024年4月1日），首届“官交子”正式发行。这也意味着，世界上第一种由官方发行的信用纸币正式诞生。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具有同等信用。

可以说，张咏不是交子真正的第一发明人，但他扮演了让交子合法化的角色，而且为交子的规范运作作出了贡献。后世称之为“交子之父”，并不为过。

宋代纸币实验的货币金融学启示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数十年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远远走在世界前列。

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钱引”是以“缗”为单位，其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十分精良。这样，“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这一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会子》载：“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合再增。”但由于四川财政庞大的支出，“钱引”发行量一再猛增，增发钱引成为南宋政府应付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

尽管一再订立发行限额，又一再被突破。到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七十万贯，只及纸币发行额的不到百分之二，同时毎年铸钱数量仅十万贯，远不足以缓解“钱引”与铁钱比价的急剧下跌。

北宋交子的兴衰历程，对今也是有借鉴的，政府的监管法制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纸币的发行和稳定，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对解决国家的一时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毁坏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滥用货币信用，其结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货币体系的分崩离析，自此交子退出历史舞台。

总体而言，交子的出现是利大于弊的，它不仅为北宋时期的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还为以后南宋“会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据《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