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仅是地图上的一道弯弯曲曲的标记，也是国家行政的一个标志，而且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界。

尽管成都城墙在宋末战争和明末战争这两次重大的战事中均失守，城池陷落；但是城墙的象征意义却未因其功能的缺陷须臾或失，城墙依然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内外的分界线。整个清代，成都城墙进行过3次大小不一的整修。

1998年青石桥街原川北会馆 图据成都方志

成都老城墙 资料图

洛带古镇上的客家土楼

内江龙门镇曾家大院正大门

位于青莲上街的东门城墙遗址碑

重建成都城

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国朝康熙初，巡抚张德地、布政司郎廷相、按察司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共捐资重修……雍正五年巡抚宪德增修；乾隆四十八年总督福康安请发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除了这3次整修外，再无其他修筑城墙的记载。

需要注意，《四川通志》记载3次修筑城墙工程时，分别使用了“重修”“增修”“彻底重修”，就其用词可以看出，在清代3次整修城墙中，应该只有第三次即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才是真正的修建工程，这次修建是“彻底重修”，而且是政府出银六十万两，耗时2年完成。而前两次修建或由官员捐资或由地方出资，时间短、用资少，所以正如《四川通志》中所言，仅为“重修和增修”，应该是对明代城墙的修修补补。

雍正《四川通志》详细记载了清初第一次修建成都城市的工程：“国朝康熙初，巡抚张德地、布政司郎廷相、按察司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共捐资重修，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东西距九里三分，南北距七里七分，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东迎晖、南江桥、西清远、北大安，外环以池。”

而康熙《成都府志》对城墙修筑的记录为：“大清康熙初，巡抚佟凤彩、张德地、藩司郎廷相、臬司李翀霄、知府冀应熊共捐赀”，可见捐资人还有佟凤彩，没有记录一共捐资多少钱，但依据工程量，推算出来估计需10万两银子。城池由“成、华两知县张行、张暄督筑完固”。

对康熙年间成都城墙修建，可以作出三点判断：首先，清代成都城墙的最早修建时间大约是康熙六年至康熙八年。这项工程从佟凤彩任四川巡抚期间开始筹划，由康熙六年到任的新任巡抚张德地着手完成。从捐修者名单来看，当时所有在成都任职的地方官：省巡抚、两司、府、县各级官员都参与了捐修工程，各位捐资官员在川任职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康熙六年至康熙八年之间。而康熙八年，布政使郎廷相离开了成都，而名单上捐修城池的每位职官只有一位，可见这些官员是同期在成都任职时捐修的城墙。因此最有可能的城墙修建时间是康熙六年至康熙八年之间。

这次修筑，均是在明朝城墙基础上修筑的，制形与明朝正德年间的城墙完全一致。由于这次修建成都城，东西相距九里三分，故老成都人常以“九里三分”代称成都城，时至今天，“九里三分”仍然存活在本地的方言俗语中。

宏伟庞大的城建工程

乾隆年间，每年一到雨季，雨水与洪水多次使得成都城墙坍塌，造成百姓死伤。特别是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夏季的大洪水，成都等34个县、州、府遭到空前危害。本已经岌岌可危的成都城，连贡院也坍塌了多家房屋。延宕到乾隆四十八年，朝廷已从金川战役的泥潭里摆脱出来，国库逐渐充裕。这次修建成都，朝廷高调宣布：不得动用民力；一切费用由朝廷特颁资金开支。

公元1782年，乾隆帝的心腹大臣福康安前往四川就任总督。公元178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因成都城墙年久倾颓，“奏准发帑六十余万估修”。 离开成都之前，他送了成都一份大礼：奏请拨付60万两官银，重修成都城。

如此巨额的费用，经他奏请，乾隆帝很快批准，这不能不说是福康安在四川总督任上的一大贡献。乾隆帝还要求福康安将“杜甫诗中浣花草堂、万里桥等处古迹，并着一并查明，绘图贴说呈览”，乾隆帝对于成都历史熟悉以及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此次修城新筑城垣，比康熙年间所修筑城垣长1086丈，其坚固方面也远远超过康熙时期，并在城上建有廊庑，防止城墙被雨水破坏。

这次修建动员了全川的力量，由各州县分段包修，并在砖样、土质、制式等方面作了严格规定。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城墙才全部竣工。

此次修建是清代成都最为宏伟庞大的城建工程。嘉庆年间编撰的《华阳县志》这样称赞成都城郭：“其楼观壮观，城堑完固，冠于西南”。

清代对于成都城市的重建，尽管无法与秦朝、唐朝两次筑城规模相提并论，但从整个城市的历史发展来看，意义深远。

具体地说，这个基本发展脉络是指成都城市街道和环境布局的变迁演变历史，由此得到了圆成：一是从古城聚落以偏东北30度为轴线的定向，到古代成都城市的龟城走向。二是从秦汉成都城垣的二江珥市，到唐宋以后成都城的二江环抱的布局。三是从秦汉少城与大城相并列的格局，到明清以后少城、大城与皇城“三城相套”的格局。

这就是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市的发展三部曲。

湖广填四川

秦灭巴蜀的第一次大移民后，四川又经历了5次规模庞大的移民运动。这些移民都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最被人熟知的“湖广填四川”是近代史前四川最后一次大型移民。

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蜀汉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达百万。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长至近1000万。此后由于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四川人口降至12万户约60万人。

清初的四川，四野残破，人口锐减，到最低谷时只剩下不足60万人。 清王朝为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几十年间移民100多万人两迁填川，前后延续60余年之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其中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等人数超过一半之多。

这次大规模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使四川人口增到移民浪潮进入尾声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204.66万人。39年间，移民总数达到115万之多，为原有人口基数的2倍多。

大量的移民进入四川插占土地，辛勤垦殖，使明末残破的四川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引起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大量移民入川带来一些经济作物及种植技术的流入。移民不但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劳动力，还带来了甘蔗、烟草、玉米、洋芋和甘薯等新品种，农作物的丰盛，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福建汀州府商人曾达一从家乡来巴蜀贩卖珠宝，发现巴蜀地区没有甘蔗。公元1671年，当他再次前来的时候，不仅带上了珠宝，还带来了甘蔗种子，并将种子播种到四川内江的龙门镇。3年后，成片的甘蔗出现在龙门镇。这种新兴作物因为对土地的要求不高，就连山地都能播种，而且还能熬制出蔗糖，远近的地主闻讯后，以高价购买种子，最终将甘蔗种遍了巴蜀大地。

玉米、洋芋和甘薯也被移民们带入了四川，并由成都、重庆逐步扩散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当年入川的客家人在龙泉山脚的洛带镇燃灯寺种植了一片寄托乡愁的红豆树，成为了成都最大的红豆林。现在望江楼公园有红豆树49株，马家花园路11号院内尚有13棵红豆树。这些红豆树都成为了挂牌保护的名木古树。

与此同时，清代四川的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纺织、染料种植、桐油加工、豆瓣酿造等成为了成都、重庆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出现了以棉纺业、丝织业为主的专业乡镇。陶瓷、造纸、冶炼、煮盐等因大量外地工匠迁入而得以重新发展。

移民带来的茉莉花也值得一说。在最靠近市区的西河、三圣乡种植时令花卉，往东从洪河、十陵到大面铺，则种植茉莉花和蔬菜。自清乾隆初年，客家人就将茉莉花引种到成都，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茉莉花耐旱、花期长，可种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大面铺曾是著名的茉莉花之乡，种的茉莉花非常有名，以朵大、瓣厚、层多、色白、清香为成都老茶客所青睐。大面铺的茉莉花产量几乎占据了成都市大半个市场，60％的茉莉花都供给了成都茶厂做原料。因有大面铺茉莉花做原料，成都茶厂的茶与成都烟厂的烟、全兴酒厂的酒，成为20世纪中叶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三大消费品”。（据《成都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