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三中院通报一起劳动纠纷案，华北某公司的订单员高女士在两年内，因为两名同事接连离职，陆续被要求接手两名同事的工作，因为拒绝接手第二名离职同事的工作，高女士被公司以“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为由辞退。法院最终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判决用人单位向高女士赔偿12万元，这一纸裁决揭开了“职场过劳”时代的维权困境。

公司开除高女士的核心依据是劳动合同中的条款：“拒绝工作交接、安排等行为可立即解除合同且无补偿。”这一看似合法的约定，却被法院直接否定。法官指出，合同自由不等于权利滥用，当高女士因工作量完全饱和而拒绝第三份职责时，本质上是对不合理任务的正当抗辩，而非恶意对抗管理。

更关键的是，法院戳破了企业用“约定条款”掩盖违法实质的惯用手段。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调整工作内容需符合“协商一致”原则，而高女士此前已额外承接一名离职同事的工作，二次加码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所谓“违纪解除”，实则是将人事成本转嫁员工的粗暴手段。

此起劳动纠纷案例暴露了当前许多企业的思维误区，将离职员工的职责转移给在职者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将“一人多岗”美化为“降本增效”。然而，法院的裁决直指本质，高女士拒绝的不是“工作”，而是“无补偿的剥削”。企业管理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劳动效率存在物理极限，当高女士从专业订单员沦为“杂工”，工作错误率风险必然攀升，最终损害企业自身利益。与其强压任务，不如及时增聘工作人员。

高女士的胜诉超出12万元赔偿的意义，成为千万职场人的精神灯塔。在“优化”“狼性”等话术泛滥的当下，法院以判决宣告劳动者不是无限耐耗的“机器人”。其深层价值在于重新定义“合理劳动”的边界，当企业因离职、调岗导致工作再分配时，必须评估工作总量是否突破行业常规标准、是否需补充人力资源、是否匹配等价经济补偿。否则，劳动者有权说“不”。

当“能者多劳”异化为“能者过劳”，高女士的胜诉是一剂清醒剂，法律永远站在举起权利之剑的人身旁。每一个“拒绝”的背后，都是劳动尊严的觉醒，而司法的有效回应，终将让“过劳的齿轮”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