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什邡老县城留春苑公园北边有一片参天荫蔽的楠木和法国梧桐，林木怀中，拥抱着一方幽静的四合院。门柱上悬有牌匾，书写龙飞凤舞几个字---县文化馆。
院内一环青砖黛瓦平房，屋檐口垂着精饰的瓦当。一顺溜大小屋子按功能标牌分类，分别是文学创作室、音乐舞蹈室、摄影室、美工房，相对宽敞的一间是培训室，其间还夹杂着几间单身职工宿舍。
在热闹喧嚣的县城里，这里就像一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来说，这里更是一座神圣而充满魅力的殿堂，散发着纯净而梦幻的光芒。
留春苑北角，当年什邡文化馆外景
当年什邡文化馆培养的农民作家李显清
文化馆老师深入乡村院坝辅导作者
当年文学培训交流的场景
文化馆扶持的农民创作组，至今仍坚持开展活动
金银花棚下的文青岁月
庭中一棚金银花藤，婆娑枝叶擎成翠色华盖。初夏时节，密匝的花骨朵争相吐蕊，满庭院迷散着清雅芬芳。黑泥地面洇了苔藓，人走在上面脚下有些酥软。
走进院子细细打量，这里的人与外面街坊的气质截然不同。男人们大多戴着黑框眼镜，身着素雅的棉麻对襟衫；女人们梳着精致的发髻，颈间系着飘逸的丝巾。他们举手投足间透着从容优雅，言谈举止也格外温文尔雅。街坊们都习惯称他们为“先生”或“女士”，言语间带着几分敬重与羡慕。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号角如风雷激荡，文艺复苏卷起声势浩大的热潮。我们这群正值青春的少年，内心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激情，深深沉醉在文学的海洋里。共同的理想与热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一个紧密的“朋友圈”。
那时候，我们如饥似渴地传阅着各种文学经典。为了买一本心仪的书，宁可省下饭钱也要跑去新华书店。每个人都给自己取了个诗意的笔名，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咬着笔杆对着稿纸发呆，突然灵感来了就刷刷地写个不停。
曾经，文学就是我们这群年轻人最时髦的聚会主题。每当聚在一起，大家就会热烈地讨论着那些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普希金的诗歌、屠格涅夫的散文，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徐志摩的新诗……这些闪耀的名字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字字句句都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县文化馆的文学磁场
县文化馆，成为当年文学青年心中一块魅力十足的吸铁石，一个别具特质的“场”。
举办文学创作讲座，是那时我们最为盛大隆重的聚会和“朝圣”。文化馆一纸通知下来，上面印着参会“骨干作者”的名字，其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商店职员和机关干部。每个接到通知的人都会为“骨干作者”四个字怦然心动，所在单位和集体也引以为荣，大开“绿灯”全力支持。
几十上百名年轻人从全县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来，入住街道小旅社，或是自带铺盖卷打铺。一连几日，济济一堂，相拥在小院培训室，聚精会神聆听文学辅导讲座。好些不在“通知”之列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也闻讯赶来，讲堂的所有桌凳连同过道都被挤得满满当当。
那时的名人大家也很是接地气，他们欣然应邀，来到老县城这偏隅一角。流沙河、孙静轩、周克芹、叶延滨，还有《四川文学》《星星》和《青年作家》的主编们都先后来了。这些过去只在书上见过的大作家真实地融入我们中间，近在咫尺，言谈举止和蔼可亲。他们翻开事前认真准备的提纲，结合对我们投稿的习作举例进行剖析，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诗歌、小说、散文的生活积累、选材、立意、结构和语言文字表达等专业知识。我们一个个屏息凝听，如痴如醉。讲堂里除了老师抑扬顿挫的嗓音，便是一片安静中衬出的沙沙笔记声。
培训班还安排本地已有创作建树的乡土文学作家穿插讲课。闻名遐迩的马井乡农民创作组的“泥腿子”作家从田野里赶来，以浓郁的乡音俚语给我们讲述过去他们买不起纸笔，用竹炭在土墙上书写唱词；晚上没有灯油，点着火把熬夜坚持写作，创作出一篇篇乡土文学作品的传奇故事。 有位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过多篇小说的青年难得在大庭广众前表达，刚被请上台时有些紧张，对着麦克风“喂喂”几声后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达意，急得鼻头和眼圈都发了红，手指挠得头发乱翘。
但台下却没一人笑话，大家一齐报以鼓励和期待的掌声。讲课人终于镇定下来，从容打开话匣，平实而坦诚地与大家分享他在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中捕捉创作灵感、挖掘文学素材的切身体验。本土老师的言辞虽然不够流畅，专业上也算不上高深，但是讲得生动、鲜活、富有贴近性。我们倾听着他们的讲述，深感受益，内心涌动着难以言表的钦佩与向往。
轻轻叩响的创作辅导室
而这样的门庭热烈并不是文化馆的常态。更多的时候，这个庭院是安安静静的。
我们偶尔写成一篇习作，或者是心中酝酿成一个创作点子，便会怀着激动、期待和几分忐忑的心情来到这里，轻轻叩开某位创作辅导老师的办公房门，恭敬地坐在老师面前，呈上精心抄誊的手稿，或者小声描述“点子”的思路。老师们无论正在忙什么，一见有基层的作者来了，会立马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投入与我们的交流。
有一位姓余的老师，满头银发，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他曾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工作团，创作了不少军旅主题作品。余老师喜欢打个盘腿坐着，先一边静听你倾诉，一边摘下眼镜，凑得很近地翻阅你的习作，认真仔细地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面对业余作者，他很注意表达方式，从来不简单地说某篇稿子“不行”，而是指教你怎么改怎么写才“能行”。他说话起先是很平缓的节奏，随后语速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兴奋。余老师手中常捧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盅，却一直没顾得及悠闲地喝上两口。
还有那位从高原调回来的高瘦帅气的刘老师，喜欢给文学创作酝酿一种浪漫愉悦的氛围。他曾经组织我们一个小团队，到山清水秀的龙居寺安营扎寨，进行某个专题的创作和交流。让我们在空谷幽壑的云蒸霞蔚中和崖边飞流直下的素湍清流前去捕捉灵感，酝酿创作激情。
去文化馆，有时候会从老师那儿得到两本方格稿笺和一叠牛皮信封。上面印有一小行馆标。我们领回去后分外珍惜，只有文章修改定稿正式抄誊和对外投稿，以及文友之间相互通信才会使用。在我们心中，这小小物件隐含有特殊的情愫，似乎象征着文学与我们之间凭此牵连缔结了微妙的因缘，带有一种庄重的私密性。
十六开本里绽放的青春
那时候，文化馆办有刊物，十六开本，综合刊发小说、散文、唱词、诗赋，每期封底还配发一首原创歌曲。最早叫《群众文艺》，浅褐粗纸，单黑色印刷。后来改名《亭江》，纸张白净了些，还换了彩版封面。
我们偶尔在上面刊发一篇短文或两首小诗，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都会激动不已。我们小心地剖开信封，取出书刊，嗅着新鲜的油墨香味，翻到自己的作品，看着那由手写字转换过来的一行行工整铅字，一股陶醉感油然而生。好一阵爱不释手地把玩，然后迫不及待地展示给朋友同学和家人。
若是偶有作品登上省级刊物，那简直是惊天喜讯。记得有一位在县城摆摊卖水果的农家青年酷爱诗歌创作。某个夏夜，他正在摊灯下给买主开西瓜，有朋友匆匆赶来，塞给他一本当月的《星星》诗刊。一翻开，上面赫然登载着他的一首处女作。他两眼定定地看了几遍，愣了一下神，跳上木凳，对着夜空使劲挥舞着诗刊，大声呼号：“发表了，我写的诗发表了！”还有一位来自山区的诗人，对文学也十分痴迷。有一回正吃力攀行在山道上扛原木，突然诗兴发作，将木头一放，摸出烟纸盒和圆珠笔，就地伏在坡埂上便投入即兴创作。
在那个年代，文学的张力和凝聚力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但细细品味，它对我们那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却远不止于纯文学的范畴。通过一座小小的文化馆的凝聚，一份纸刊的孕育，一批敬业尚德的师长的教诲和鞭策，除了让我们收获了文学修养上的进步和提升，给予和影响我们更多的是高雅情趣的陶冶和精神境界的净化，对青春和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认识，人生奋斗目标的确立和砥砺前行的激情与动力，还有那一代师表们为文为人所释放的璞玉之光对我们年轻心性的濡染涤浴。这一切，使我们在后来的人生成长道路上通过不断地反刍咀嚼，持续从中吸取补益，蒙受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