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营造”之路三代人共谱“绿色赞歌”二O二五四川省“天府百姓大舞台”片区汇演在泸县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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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22期:第02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5-08-01

烽火岁月里的“营造”之路

——走进《漫长的调查——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特展 

记者万天月
语音播报: 语音播报

开栏语:

80年岁月如歌,80年山河无恙。1945年的胜利凯歌,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激荡。那是一段血与火淬炼的岁月,是无数英雄以生命铸就的丰碑。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特开设“山河铭记80载”专栏,与读者一同追溯那段不屈的岁月。在这里,我们将触摸历史文献的厚重温度,聆听老兵家属的深情追忆,重温抗战中那些平凡却动人的故事,感受红歌里激荡的民族魂。

每一段记忆都是薪火,每一份传承皆为力量。让我们在回望中铭记,在铭记中前行,让抗战精神的光芒,永远照耀这片热土。

刘敦桢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比例尺,站立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殿回廊旁进行测量

1939年盛夏,抗日战争硝烟弥漫。当炮声在远方回荡时,四位学者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和相机,从昆明启程,踏入了四川的崇山峻岭。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用173天的跋涉,在硝烟中完成了一场“逆时代的工作”。他们攀爬悬崖,探访汉阙,测量崖墓,记录石窟,在730处古迹前按下快门。这些影像与数据,不仅推知了中国汉代木结构建筑的“真面目”,为唐代前的建筑史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更在战争阴影下,为岌岌可危的文化遗产留下了存续的凭证。

时光流转八十余载,这些珍贵的考察成果终于走出学术“深闺”,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202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成都市美术馆以一场《漫长的调查---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特展,带我们重回文化救亡的峥嵘岁月。在这里,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即便在最黑暗的战争年代,文明的星火也从未熄灭。

梁思成(后)与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工作  均为成都市美术馆供图

逆旅丈量:173 天的田野征程

“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29年,中国营造学会在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朱启钤先生的寓所内成立,次年易名为中国营造学社。从致力于解读《营造法式》,到调查华夏古建遗存,再到构建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短短数载,学社的成果垒筑起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石,开启了中国现代建筑学研究的新章。

20世纪30年代,时局动荡,战争一触即发,一批批青年学者将个人理想熔铸于民族命运的洪炉。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等人如星星聚源,相继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中国古建遗迹的考察与研究---这项被梁思成称为“逆时代的工作”。

1932年至1937年,学社用近6年时间,初步完成了华北地区古建筑的调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迫使学社南下,这也标志着他们的古建考察重心从华北转向西南。

南迁昆明后,营造学社先后完成了昆明周边和滇西北古建筑调查,此后,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和莫宗江踏上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林徽因、刘致平则留守昆明麦地村。

1939年8月26日至1940年2月16日,学社成员在战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随时可能有敌机轰炸的情况下,深入实地拍摄、测绘、记录、走访,足迹遍布35个市县、730余处遗址。历时173天的川康古建筑调查,是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田野考察。

行笔山河:考察笔记里的岁月

“1939年8月27日,昆明市南屏街,一大早,滇缅路局门口就挤满了拖儿带女、背着行囊的旅客。七点半,两位文质彬彬的男子到了车站,他们是前往川康调查古建筑的刘敦桢和去峨眉山访友的金岳霖,而本应同行的梁思成因足伤未能按原计划出发。九点,汽车缓缓驶出车站,营造学社的川康古建筑调查拉开序幕。”步入展览第一单元,一段精心设计的语音导览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

7月26日下午,展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94岁高龄的刘叙杰教授。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文献主任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他驻足于展厅中央,凝视着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展品,神情中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与感慨。

展厅的醒目位置,陈列着一本复制的《川康调查日记》。这件以刘敦桢手稿为原型制作的展品,与大量田野调查照片共同串联起展览的时间脉络。

“父亲一生严谨治学,将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建筑事业。”刘叙杰动情地回忆道,“他留学归国后,既从事建筑设计实践,又潜心研究古代建筑文献,常利用工作之余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考察。加入营造学社后,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仍坚持每天记录调查笔记。那些年研究资源匮乏,测量工作常常需要徒手攀爬,体力消耗很大。但即便经过整日的奔波劳累,他也必定挑灯夜战,将当天的发现详实记录下来。”天气的冷暖、行路的忧乐,在刘敦桢的日记中五味杂陈。

记者注意到,展厅中陈列着一张尤为珍贵的照片---画面中,刘敦桢正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比例尺,站立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殿回廊旁进行测量。在那个胶片极其珍贵的年代,学社成员外出考察时都尽量节省胶片,把拍摄机会留给需要记录的古建筑,因此留存下来的个人工作照寥寥无几。这张难得的影像不仅记录了古建筑的真实尺度,更生动展现了当年学者们艰苦朴素的工作方式。刘敦桢笔挺的身影与古老的建筑相映成趣,成为那个执着学术年代最真实的写照。

守护文明:战火下的遗产抢救

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等助手,在四川省和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进行古建筑野外调查期间,还对当地文化遗产展开了具有抢救性质的系统调查与记录工作。

川陕公路旁的崖壁上,千佛崖石窟鳞次栉比,大小错布,最密处上下十三层。营造学社拍摄的龛窟大多位于千佛崖下部,位于上部的许多代表性龛窟并未拍到,这是为什么呢?刘敦桢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现因修公路……登崖石阶亦被凿去,致无法攀登崖上最大之龛,不胜遗憾。”

原来,民国年间修川陕公路,不仅下部石窟被毁,连登山的石梯也被凿毁。在听说川陕公路还将拓宽6米后,梁思成即刻上书交通部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请求制止炸崖拓路的行为。1940年1月20日,赵祖康致函四川省公路局局长范九吾,嘱咐在川陕公路改善工程中勿再损毁千佛崖龛窟。

梁思成一直以保护古建为己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为广元千佛崖奔走,并挽救了一批雕刻、桥梁的命运。

潼南县本是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最后一站,可当梁思成与刘敦桢听说大足境内有千手观音等石刻时,还是决定前往,由此开启了大足石刻的系统性调查。在宝顶山阴雨连绵的环境中,学社成员克服恶劣天气,拍摄20余帧照片,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数据。

1940年2月16日,营造学社一行回到阔别已久的昆明麦地村,为期173天的田野考察就此画上句号。

方舟薪传:李庄的学术坚守

1940年秋冬,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十余家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陆续内迁至李庄。这个当时在地图上都寻不见的川南小镇,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的文化方舟。

6年间,时局艰难,贫病交加,梁思成外出典当物品,赴重庆寻求研究经费支持学社运转;林徽因胞弟在空战中阵亡,自身卧病在床……但在夜晚李庄的陋室里,学术信仰比烽火更加闪亮---在昏黄摇曳的马灯光下,梁思成与林徽因潜心编撰《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中国人自己书写的第一部建筑史著作,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本次展览特设“她是一位建筑师”专题展区,聚焦学社唯一女性成员林徽因的建筑人生。该展区生动呈现了林徽因与建筑的深厚渊源,以及她加入营造学社后的学术历程。

在李庄生活艰苦,但林徽因却让她的两个孩子体会到了生活中最朴实的幸福与快乐。她曾这样描述那段生活:“小弟(梁从诫)乱蓬蓬的头发等待着父亲‘有闲时’。十岁的他身上穿的衬衫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凄惨场面中群众演员的戏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从其他男孩那里继承来的。我长大了的女儿宝宝(梁再冰)已穿不下从前的衣服,再冰现在只能穿着一件过季两个月的棉袍。她裹着这件棉服又撑了三个月,直到天气变得如此炎热,她也必须换装了。好在女儿现在可以穿上我曾经的夏装,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让她穿。”

展区还精选展出了梁林夫妇与亲友的往来信札,包括与女儿梁再冰,以及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和沈从文等人的通信。这些珍贵的资料,生动展现了这对学者夫妇立体丰满的形象---他们既是严谨求真的建筑学家,又是充满生活情趣的可爱之人。

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自四川北返后,正式并入清华大学“合设研究所”。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营造学社成员,在中国大地上调查近3000处古建筑,不仅留下了大量图像与测绘资料,更将研究成果凝练成《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学术著作,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长城。

林徽因进行现场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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