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年交子，一张纸币撬动世界金融史。作家章夫以新著《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叩问历史，却在书写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畏难”---题材宏大、史识不足、信任与契约精神的追问，甚至几度“写不下去”。本文是他坦诚的创作剖白：从“碎片式”写作，到博物馆里与文物“隔空对话”；从对交子意义的怀疑，到以全球视野重新解构这一金融符号。他坦言，这本书是“痛并快乐的修行”，是新闻人向历史深处的笨拙跋涉，更是对成都这座“历史实验场”的深情回望。

这是我写得比较费力的一本书，题材早就想好了，一直迟迟难以入手。直到交子即将迎来千年佳期时，没有退路了，才不得不动笔。虽然准备了很久，但真正进入正题写起来，还是有些畏难情绪，关键时刻甚至有一种“写不下去”的感觉。近些年来，写了一些涉历史符号和成都符号的文字，原本以为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个题材，没想到事涉其中，还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状态，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我以为，关键还在于对历史中“交子”二字理解不深，领悟不透。真正喜欢历史类写作，也还是近十年来的事。虽然也出了几本与历史有关的书，但我自己知道，准确地说，那只是历史的皮毛。书读得不系统，写作也全凭兴趣。因为没有章法，往往把新闻事实与历史事实混搭，以致很多时候都在“穿越”。

我的历史写作有一个习惯，有了心得和灵感之后，以主题将一些感兴趣的章节，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变成文字，写好后存放在电脑里。我的电脑就像主妇的冰箱一样，各种不同的格子存放什么样的东西， 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哪些该冷藏哪些该冷冻，也各有安排。等到了时候，想吃中餐还是西餐，从格子里将事先藏好的“预制菜”拿出来，解冻之后，再慢慢搭配，调制出自己认为还不算倒胃口的东西。

交子这个题材，很早就在我的视野范围。起先只想到了写交子与成都，顶多旁及到大宋时代。那时的眼里，交子只不过是时局倒逼的产物，昙花一现罢了。后世赋予它身上的那些“大词”，我以为都是一些哗众取宠之词，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交子的意义何在？为什么纸币等到民国才迟迟全面登场？我的理解，盖因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如果人们不相信它，信任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再精美、花哨的纸币也只是废纸一张。交子的公信力，来源于北宋时成都地区特定时期的信任网络。交子未能存续下来，恰恰正是这种“契约精神”的逐渐缺失---因为，家天下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形成广泛的共识。

这样的心境下，写出的东西很难有突破。如果勉强写下去，就太中规中矩了，从历史到历史，不但有局限性，自己也会少了许多激情与乐趣。那不是我所期望的。还不如去博物馆找感觉。我一头扎进了成都的博物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成都茂盛地生长着数百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这让人很受用。无论是身居闹市的成都博物馆，还是蜗居郊区的朱成（私立）宋代石刻博物馆，我都是常客，那里有我百读不厌的教科书。我曾经尝试将里面的东西拍下来带回家，以为可以减轻往返劳顿，但往往遇到一个选题，还得回到博物馆去找答案。

博物馆是一个气场，也是一个世界。一件件可以触摸的古老而鲜活的文物面前，你真的可以与先贤隔空对话，那些文物犹如他们的肌肤，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刺激与冲击，是“带回家”的图片和视频远远无法比拟的。对于交子这个题材而言，特别要感谢位于成都城南交子大道尽头的交子金融博物馆，身处交子公园的这个博物馆不大却很专业，只须几个展厅，就将交子的前世今生交代得十分到位，给了我很大启迪。我对交子的整体把握，多是在这里找到的。

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没有退路。于是又推倒重来，将思维铺开，梳理出大概脉络和框架后，通过交子这个特殊的“金融符号”，放大到时代---社会---政治中去考虑，这样的交子才是立体的、多元的、可知可感的、有温度且理性的……总之，试图跳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历史现象去感知这个题材，用全新的思维逻辑去解构这本书。严格而言，这时我眼里的“交子”，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引子。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学科，通过这个引子穿针引线，叠加与赋能，引导我在更广阔的领域去捕捉去挖掘去审视去分析。不管壮观与否，当这些文字出现在你面前之后，我已经没有了评判的资格，更没了退路。

这些年来，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认为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我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不仅是数十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也成为我读书过程中的一大习好。

好在读了一些书。写作《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最大的收获，是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看得越多，越觉无知。全书参考了大量的史料，更参阅了不少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书籍。另外，一些关于货币历史的知识，同样参考了大量史料。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很意外也很感动的是，八秩之龄的谭先生乐意为序。半年前，当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十分忐忑地给他打电话时，没想到他几乎没有任何含糊，一个“好啊”就爽快地答应了。之所以“十分忐忑”，一是想到他的年事渐高，怕他已经封笔；二是因为“序的模样”，我知道他对巴蜀历史研究颇深，因为我的文字风格原因，也不希望序言是教科书般的模样。电话里交流时，我不断向他请教，反复说明“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图书”。没想到数年未见，依然耳聪目明的他，“十分敏感”地听出了我的诉求，谦逊地说“我可以试一试”。谭老看待世界阅读历史的眼光和对后学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动。

我的眼里，历史像一幅气势磅礴的浩轶长卷，它的可圈可点，在于一往无前、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它们突如其来，却酣畅淋漓。历史书写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就是把最接近的当下，写成最真实的历史；反过来说，也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写成最接近的当下。

为了弥补相关知识的不足，我决定扬长避短。除了坚持一贯的表达之外，还是一味地力争坚持写故事，将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统统融入到各式各样的故事中去。因为我知道，读者为了轻松地阅读，精彩的故事无疑就是最好的“佐料”。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很多“现实的问号”应该让“历史的答案”来拉伸，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也就是在探究历史。透过“千年交子”的读与写，我知道，是交子拓展了我思维的瓶颈，也是交子拓宽了我心中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