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村没有电灯，照明都是用煤油灯。供销社卖的煤油灯，灯芯可以调节，有玻璃灯罩。而自制的煤油灯，灯芯不能调节，也没有灯罩,只能用补衣服的针拨动灯芯。煤油灯也可以用柴油点亮，只是烧柴油时油烟更大更黑一些，用久了，灯芯会结一层硬壳。

当时，区供销社、公社供销社里有专门卖煤油的柜台。用一个铁皮桶装着煤油，有人来打煤油时，营业员就用铁提子把煤油舀出来，然后倒在铁皮漏斗上慢慢流入瓶子中。由于爸爸妈妈每天很早就出工到生产队干农活，天黑才收工，因此经常叫我提着玻璃瓶子到供销社去打煤油。

生产队保管室有几盏带玻璃灯罩的马灯，也是用煤油点亮的，晚上分粮食时大家共用。主要给会计算各家各户分粮食账单时照明，以及保管员称秤时照明。算好应分的粮食账之后，会计就喊：“郑三爹，苞谷100斤”“陈二哥，苞谷155斤”……听到喊声的社员就过来配合保管员装粮食、称秤，其他社员就在旁边等待、摆龙门阵，好不开心，好不热闹。

分到粮食之后，生产队社员就用葵花杆打火把在田坎上照明，用扁担或者背篼把粮食搬回家。社员收获向日葵之后，将葵花杆子割下来扎成捆，放在冬水田里浸泡，待里面的芯和外面的皮腐烂后，把芯和皮洗掉，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干晒白，制成葵花杆。晚上走路时拿出来，打火把照明。而手电筒在当时农村里还算是一个比较稀罕的物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供销社卖的万县产的牛头牌电池，就是安放在手电筒里夜晚照明用的。

当时农村里最多的电器就是广播喇叭。广播线由公社、大队组织通到生产队，然后再用木杆子牵到自愿安装的社员家里，一个广播喇叭卖几角钱。每天晚上，我把煤油灯放在灶台或饭桌上，一边烧柴火煮饭，一边听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和灶膛里的火光，妈妈在柴火灶上的铁锅中炒菜，铁罐里煮着的苞谷糊稀饭咕噜咕噜冒着热气。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公社广播站女播音员那口悠扬的四川普通话，还有当年妈妈做饭时飘来的饭菜香气。

为了省钱，我家买煤油灯时只买灯，不买玻璃罩。多数时候，爸爸把一个装过西药的空玻璃瓶或空墨水瓶打开，在瓶盖中间打个小圆孔，在孔中嵌进一个用薄铁皮卷成的小筒，再用旧棉花搓成灯芯穿进小铁筒中，自制一个煤油灯使用。

夜晚，每当屋外的风从木窗缝里钻进来，或是推门带进一阵穿堂风，煤油灯的火苗就会不安地摇曳起来，有时甚至突然熄灭。为了防风，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煤油灯挪到背风的角落。端着灯走动时，更是要一手高擎灯盏，一手拢成屏障护住火苗，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生怕这微弱的光明被风吹散。

乡村寂静的夜晚，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少年手持书本略显孤单的影子，在土坯墙上被拉得细长细长的。在屋外，漆黑的夜空里，看家的小柴狗也不时叫上几声。

中小学时代，我和弟弟妹妹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时间一长，头发、脸、衣服和书本上都散发出一股煤油味。

小时候，我比较淘气，晚上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时间长了，肚子饿，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书。半年过去了，母亲放在木柜子里的一大袋子红苕干和用绳子吊在屋梁下面的一麻布口袋花生，就被我偷偷吃了一大半。

虽然我家里有两盏煤油灯，但没事的时候只点一盏。我和弟弟妹妹在屋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妈妈常常在门外慈爱又无奈地唠叨:“白天游四方，晚上补裤裆，一斤洋油几天就照完了……”

母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在乡下长大，至今仍习惯把煤油叫作“洋油”。这个称呼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煤油依赖进口，老百姓都管煤油叫“洋油”。即便后来国内能够生产了，母亲这个叫法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了那个年代留下的语言印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村里安上变压器，通了农用电，家家户户实现电灯照明，煤油灯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改革开放40多年来，老家村民通过外出打工和在农田辛勤劳作，大多数修上了二、三层的小楼，有的还修了乡间别墅，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愿望，基本做到了户户通公路，用钢筋水泥对道路进行了硬化，并安装了路灯。

当年那几本带着淡淡煤油味，被岁月浸染得发黄的书，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也是一代人的记忆，也带着我对母亲深深的怀念。

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我走出故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