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记，常陷入两种宿命：或沦为堆砌年代的冰冷史料，或化作浮光掠影的游客注脚。“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在一切坚固皆消散、虚无常袭来的当下，为一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作传，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虚无的勇敢尝试。

章夫的《锦官城羊皮书》，表面是一部城市传记，内里却是一场深刻的存在主义实践。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成都的书，而是成都这座城市本身以文字形态的“在世存有”。它不满足于定义一座城，而是执着于通过一封几十万字的情书，让一座城“活过来”---在字里行间继续生长，在读者的凝视与呼吸中重新获得灵魂。

1994年，一纸调令将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抛进成都。和所有“蓉漂”一样，彼时的章夫尚未融入此地，面对繁华而陌生的都市只感到深深的迷茫，在他的第一辆采访车丢失的秋夜，他感到失去了唯一的伴侣，在出租房的楼顶面对万家灯火疑惑哪一个“鸽子笼”会是他未来的栖身之所，这个熟悉的疑问也曾出现在千百年来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内心，高楼上、秋风中、人海里，那个茕茕孑立的身影，实际上是千千万万“异乡人”的缩影。在后记中，他有一段话令人动容：“风在风里，故乡千里。我已经成为一个走出故乡的孩子，我必须用自己的辛劳与勤勉，将成都内化成我的故乡。”今夜我归何处？自渡自渡，风卷落红无数。也许是在某一次被孤独深刻冲击后的“痛定思痛”，也许是在日日夜夜打拼中磨砺出的逐渐沉着，他下定了在成都扎根的决心，历时三十一年，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守城人”的身份蜕变，逐渐将异乡走成了家园。在本书中，他从一个“蓉漂”的视角出发，在“采访笔＋采访本＋干粮”的日常中，骑着自行车一寸寸丈量出春熙路的土墙与宽巷子的茶雾，这种出走半生的漂泊，构成了本书最深沉的情感底色。

因此，《锦官城羊皮书》绝非一部冰凉的成都历史，而是一封熔铸了作者生平与深情写就的“城市情书”。正如作者写道：“31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坐下来，如此安静地为成都献上如许絮语。”这絮语，是私人记忆与历史的深度交织，是“我的成都”与“历史的成都”在血脉中的融合。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介入，让本书跳脱了客观主义的窠臼，升华为一种具有体温的“存在主义式”的地方书写。

章夫的文风有着新闻人的严谨，但在这种冷静克制的笔触背后，却始终涌动着一股深沉的人情味。情感不靠直白的宣泄，而依托于精微的细节与克制的白描，如同一根“坚韧的丝绦”，牵引读者潜入历史与人性的幽微之处。

本书最醒目的艺术特质，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壁垒，营造出强烈的“在场感”。章夫笔下的历史，从来不是博物馆玻璃罩后的标本。当他拜谒云顶山南宋古城时，笔下是“山风猎猎，春光融融，松涛阵阵，荆棘遍地”，一种“祥和中带着几分苦涩、和煦中带着几许不安”的复杂情绪瞬间将读者拉入现场。古战场的厮杀与今日登山者的脚步在他的文字中叠印，揭示出“山河即历史”的永恒命题。这种“在场感”在《那个属兔的蜀王》这一篇章中达到顶峰。他从2023年兔年步入永陵地宫的瞬间写起，在与王建石像的静默对峙中，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石像“两手拢在衣服里的姿势”被解读为“一种远离兵戈的状态”，最终，这位蜀王在章夫的文学想象中，褪去帝王光环，“完全像一个坐在那里品成都花茶的男人”。历史在这里不再是遥远的叙事，而是一种可感、可对话，甚至可共饮的存在。

羊皮书是古老的、承载时间的、需要被反复擦拭解读的介质。将成都命名为“羊皮书”，意味着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划痕、重叠书写、等待被解读的“存在者”。每一个市民、每一位访客，包括章夫自己，都是在这部巨大羊皮书上添加注解的人。《锦官城羊皮书》超越了一部优秀地方文史著作的范畴，它本身已成为一座用文字砌成的纪念碑。它证明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不在典籍的尘埃中，而在“群山的怀抱、茶馆的茶香、人物的命运里”。章夫以他的实践，为“如何书写城市传记”这一命题提供了卓越的范本：历史不是“过去”，而是作为“曾在”，持续地涌入“当前”，并指引着“将来”。

合上这本带有羊皮质感的书卷，读者获得的或许不是关于成都的碎片化知识，而是体会到成都根植于沃土、历经劫波却从容安详，于烟火人间中透着智慧与诗意的城市精神。正如成都本身，既是簇新的，每天都在生长；又是古老的，吐纳之间是几千年的气息。《锦官城羊皮书》成功地将这种“新的老与老的新”的一体两面，凝固为一种可被反复阅读、感知的文学形态。它不仅是在讲述一座城的故事，更是在邀请我们，通过阅读与想象，亲身步入这座永远“活着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