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算法深度嵌入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算法在提升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收入不稳、考核弹性不足、规则调整缺乏协商等劳动权益新矛盾。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如何有效参与算法协商，是亟待回答的现实命题。本文从现实逻辑、工作基础、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参考。
一、工会参与算法协商的现实逻辑
（一）平台经济已成为重要就业渠道，算法深度嵌入劳动过程。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两成以上，已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用工模式下企业直接派工、规则内部公开、劳动者可依托职代会参与协商不同，平台用工的任务分派、收益抽成、考核标准、接单权限等核心规则全部由算法主导。劳动者既不掌握算法运行逻辑，在规则制定环节也无制度化参与途径，劳动权益从收益到安全均被算法规则深度绑定。
（二）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权益困扰。首先，劳动收入预期不稳定。平台劳动者收入由基础单价、距离补贴、时段奖励等多项因素构成，规则调整频繁且透明度不足，劳动者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其次，平台考核缺乏弹性。道路拥堵、商家出餐慢等不受劳动者控制的客观因素，往往被纳入时效考核；算法规划路线未兼顾道路封闭、临时管制等状况，预估时间脱离实际，超时后果却全部由劳动者承担。严苛的时效压力倒逼骑手冒险违章，带来突出交通安全风险。再者，算法更新缺少协商沟通环节。平台可随时调整派单逻辑、计价方式、时间预估等核心参数，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难以事前沟通、有效表达诉求。
（三）现有渠道难以系统回应算法引发的劳动权益问题。司法层面，劳动关系认定是首要堵点。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用工模式灵活多元，2005年原劳动保障部确立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难以适配新就业形态。部分平台通过连环外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签订承揽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抬高认定门槛。行政监管层面，算法损害兼具隐蔽性与技术性，牵涉群体范围广，问题识别、证据固定、纠偏处置均存在现实阻碍；加之监管力量有限，难以覆盖算法关联劳动规则的全部细节，常态化监督难度较大。平台自治层面，平台开展内部调研时，议题设置、统计口径、成果运用均由平台主导，劳动者仅作为调研对象，无法参与规则协商。
（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所在。算法运行引发的各类矛盾，集中体现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等法定劳动权益领域，属于工会法定职责覆盖范围。工会维权既包括权益受损后的事后调处，也包括劳动规则制定阶段的源头参与。长期以来，各级工会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做实普惠服务、强化困难帮扶，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生活保障方面的现实需要。伴随平台用工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诉求不断深化，已经延伸到派单分配、收益核算、考核惩戒等劳动规则公平层面，期盼通过组织化方式参与规则构建。工会应主动应对算法带来的劳动权益新课题，这是恪守法定职责、回应职工现实期盼的必然要求。
二、工会开展算法协商的工作基础
（一）完备的组织网络，能够聚合分散的劳动者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场景分散、人员流动性强，仅凭个体难以形成稳定统一的诉求表达力量，由谁代表劳动者开展对话，是推进算法协商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经过持续推进建会入会，全国已建立市、县级新业态工会联合会超1.2万家，近3年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1073.6万人，实现12家头部平台企业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建会全覆盖、7家重点平台企业重点城市分支机构建会全覆盖。依托这套纵向贯通、横向覆盖的组织体系，大量分散的平台劳动者有了归属，为开展算法协商奠定了基础。
（二）扎根职工群众，能够精准捕捉一线真实诉求。算法落地带来的各类现实矛盾，单靠后台数据和案头研判难以完整把握。劳动现场的一线感知，是平台技术数据无法替代的。工会拥有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干部蹲点调研、一线恳谈、走访座谈等形式，直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时收集算法运行中的各类痛点堵点，把碎片化个体诉求梳理转化为可用于协商的集体意见。
（三）具备法定制度资格，能够支撑依法依规开展集体协商。算法协商不同于一般意见座谈，属于制度化的集体协商活动，协商代表遴选、协商流程推进、协议效力落地，均有明确法律依据。2026年，全国总工会等四家单位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进一步将算法协商纳入制度框架，明确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协商的权利。由工会代表劳动者参与协商，契合集体协商制度设立的初衷。
（四）统筹多方主体，能够搭建协同共治的对话平台。算法相关劳动权益治理涉及平台企业、劳动者、政府职能部门、行业组织等多方主体，各方诉求视角不同，需要中间载体打通沟通壁垒。工会核心价值在于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各方力量汇集到算法协商环节。依托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工会一方面可联合人社部门、企业代表组织常态化开展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推动地方平台及其合作分支机构落实协商签约；另一方面可吸纳三方机制成员单位、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参与协商过程，开展见证与专业指导，凝聚算法协商工作合力。
三、工会推动算法协商的实践路径
（一）从分散体验到规则议题：协商内容的形成
算法协商聚焦制度规则，不局限于个案处置。劳动者诉求大多以碎片化个案形式显现。这些个体感受真实客观，但单纯个案反馈难以撬动底层规则调整。工会的关键工作，就是从大量个体体验中提炼共性规则问题，实现从个体诉求到规则议题的转化，才能让算法协商直达制度根源。例如，2025年饿了么（上海）协商恳谈会中，骑手提出远近单配送费差距不合理的现实感受，经工会梳理提炼，最终转化为计价模型公平性这一协商议题，正是个体体验上升为规则议题的鲜活样本。
（二）从年度会议到常态运转：协商机制的运行
算法协商不能只依靠一年一度的集中会议。平台算法调整频繁，年度协商难以匹配这种节奏，要推动协商机制常态化运行，在平台调整算法规则前，把征求劳动者意见作为固定环节。在协商形式上，既用好年度正式集体协商，也开展日常恳谈沟通；既可以组织全平台统一协商，也能够针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协商。部分地区已形成可供借鉴的实践样本：在四川省总工会指导下，“京东秒送”（四川）平台与网约配送员代表签订四川省首份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就配送工时管控、动态调整配送时效、极端天气保护性派单等形成具体约定，并明确集体协商、协商协调会、协商恳谈会等多种协商形式，为常态化协商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从协议签订到算法嵌入：协商成果的落地
协议签署并不代表协商工作全部完成。算法协商成效，关键要看协商共识能否落地为平台业务规则，避免协议沦为纸面文件。推动协商成果落地，需要贯通公开告知、制度转化、基层执行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要做好协议内容公开。协商形成的相关约定，应当通过平台客户端向全体劳动者公示，保障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知情权。其次要抓好制度向业务流程转化，工会督促平台将协商共识固化为内部管理制度，推动相关劳动规则映射到算法业务流程之中。如美团经协商调整严苛超时直接扣款规则，以积分预警实施约束，配套上线骑手防疲劳保护，通过8小时跑单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把协商确定的劳动保护要求转化为系统运行规则。最后要压实基层执行链条，督促平台下属分支机构、合作经营主体一体落实协商成果，着力破解“总部签约、基层走样”的现实难题。
（四）从源头协商到事后救济：权益保障的闭环
源头协商重在化解普遍性、制度性问题，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复杂多样，难以仅凭协商实现全部化解。部分诉求未能纳入协议约定，也有部分矛盾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新生成，这就需要配套救济渠道作为补充。工会在开展源头协商的同时，要同步做实维权服务。应统筹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等各类资源，为权益受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法律支持；面对平台拒不履行集体协议、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依法开展劳动法律监督；强化与人社等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吸纳法律、数字经济领域专家提供专业支撑。前端依靠源头协商减少矛盾增量，后端依托维权救济处置既有纠纷，二者协同发力，构筑完整权益保障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