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看电影就是个寻常事，进不进电影院，除了电影好不好看，还得看自己心情。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电视机还没有普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除了报纸期刊书籍等，就是为数不多的电影。可以说，电影是上世纪几代人的精神食粮，也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快乐时光，而坝坝电影，更是电影院稀缺时代每个人的珍贵回忆。

今年63岁的易佑伟，是金堂县转龙镇桂龙社区人。时间退回37年前，那时的桂龙社区还叫东林大队，也是当年转龙乡政府所在地。就在这年（1985年）1月，在部队放了5年电影的易佑伟退伍回到乡上，因放电影这一技之长，当上了乡政府文化站的电影队队长，从而拉开了之后长达15年的放坝坝电影的时光。说起这段往事，易佑伟装着一肚子的苦与乐。

当时文化站的电影队，包括易佑伟在内其实就三个人，分别是放映员、宣传员和发电员。下队（村）放电影，是电影队的职责要求。当时的转龙乡有10个生产大队88个生产小队，全乡幅员面积46平方公里，按要求每个生产小队每月要放一场电影，易佑伟和电影队用自行车驮着放电影的机箱、银幕架、音箱、幕布、胶凳以及雨布雨衣，常年奔波在丘陵山乡的机耕道上，忙得像一个个转圈的陀螺。完成放映任务是本职，对得起老百姓对电影的那份渴望与热切才是抽陀螺旋转的那根鞭子。

易佑伟至今记得，当年放一场坝坝电影，真可谓是十里八乡老百姓的盛会。在那时，对许多人来说，看电影是很稀奇的事情。虽然每个月放电影的时间并不固定，那会儿也没有手机，但并不影响电影放映消息的传递，隔得再远也总是能通过一传十、十传百传开。大家迅速捕捉到电影队下来放映的消息，人们可以为了看电影不吃饭，不管离得再远也要赶去。

农村放坝坝电影，通常是在一个大晒场的尽头立两根高高的楠竹杆子，荧幕要绑在楠竹杆子的上下四个角，所以每次放映前，放映员都要冒着风险爬上高高的竹梯去绑绳子，把幕布的四只角绷直。放映机用发电机带动，放映时会发出不小的噪声，但这比起看电影的火热场面，完全是不值一提。

看电影的人，行动都来不得半点拖沓。首先是所在生产队的社员，端着各种圆凳方凳长椅子短板凳，就为了占据坝子前面的最佳位置。然后是方圆附近生产队的百姓，大多肩扛条凳，纷纷赶往抢占次好位置。如果你不幸来得最晚，只能在人丛中踮起脚尖观影，虽然姿势不舒服但总算爽了眼睛。最可怜的是那些找不到位置的人，只能到荧幕的背面去“沾光”了。偌大的晒场坝，黑压压一圈人，用水泄不通形容也不为过。

那会儿能看的影片有限，“三战一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放映最多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是看了又看，简直是百看不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打片和港片开始热映，而当时最火爆的电影要数《少林寺》。为了满足老百姓看李连杰主演的这部电影，易佑伟他们一晚上转场可以多达四次，从天擦黑放映到天大亮，每个生产队的老百姓“观影心若渴”，即使排队等到半夜也无怨言，不把《少林寺》看一遍绝不歇息。更有铁杆影迷跟着电影队“转场”，连看四遍也不过瘾。很多从附近乡场赶来看电影的百姓，看完后还要肩扛条凳借着月光步行几公里回家，一路上大家议论和模仿最多的全是《少林寺》的精彩片段，没有人喊苦喊累，也没有人抱怨。一场又一场的坝坝电影，伴随着大家一路成长，成为那个年月最温暖的记忆。

放坝坝电影有许多趣事，但也少不了眼含泪水的经历。有一回易佑伟和队友们去十公里外的柏胜一队放电影，这个队位置比较偏远，道路也坑洼不平，加之刚下过雨地面湿滑，结果在一段下坡路上易佑伟不慎滑倒了，连同身下的自行车一同摔进了泥泞。易佑伟爬起来，顾不得身体的伤，赶紧查看绑在自行车车架上的放映机，幸好事前铺的雨布牢实，放映机完好无损，一身稀泥的易佑伟庆幸得又哭又笑。

另一次经历也是印象深刻，身为电影队长的易佑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县上拿新片。那时出行不易，要去60公里外的县城，就必须一大早赶往20公里外的竹篙区坐最早一班班车。那是一个大冬天，易佑伟天不亮就出发，他想抄近道翻山梁去车站，没想到大雾忽然降临，结果紧赶慢赶，在山梁上走了大半晌，等到临近中午云开雾散，才发现折腾了一上午的自己还在原地打转。转累了的易佑伟躺在山梁上的草丛中，望着白云悠悠的远方心里百感交集，是啊，放映员辛苦，乡下的放映员更有说不出的辛酸，但想到老百姓看坝坝电影的那份期盼，所有的付出与汗水都值。

易佑伟放了15年的坝坝电影，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了坝坝电影。虽然有过辛苦，有过委屈，有过眼泪，但更多的是内心的不舍。时光荏苒，乡村巨变，今天的转龙镇早已面貌一新，唯一不变的，是易佑伟和属于他那个时代放坝坝电影的快乐和看坝坝电影的满足，一幕一景，永远留存在内心深处，成为岁月里最不褪色的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