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这里群山连绵、荒芜贫瘠。无数建设者们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搞建设。后来,大家把邻近的贵州省松坎河、四川省内藻渡河各取一字,命名为松藻矿区。当时这里的人们唯一的文化大餐便是观看露天电影,它让大人们有了激情、小孩们有了快乐,并且陪伴着矿区的人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80年代,松藻煤矿电影院一角
露天电影放映现场 资料图
上世纪70年代,松藻煤矿中心区球场露天电影放映场地一角
明德文(左)近照
吴跃云为矿工家属放映电影
“文化沙漠”里的电影放映队
曾经,这里几乎没有文化娱乐条件。1961年的一天,矿上的有线广播忽然播放了一则通知:“今晚7时30分,在同华矿球场放映国产故事片《南征北战》,请广大职工及家属们前往观看!”从此,露天电影就像清澈的甘泉,持续浇灌了几万名矿工和家属半个世纪,而电影放映队成员也成为了矿区里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几万人的松藻煤矿,如果你打听矿长是谁?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如果打听电影放映员是哪位?大人、小孩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明德文、吴跃云!”
前不久,笔者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一小区,寻访到了当年电影放映队队长明德文。82岁高龄的他,还保持着当年精廋干练的身板,虽然已双目失明,但提起当年放映露天电影时的情景,明德文瞬间精神倍增。他说话条理清晰、口齿伶俐,向我们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电影放映队成员们是如何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放映露天电影,以及电影给矿山人带来的难忘记忆。
“明德文,矿上通知你到工会办公室去一趟。”1962年7月的一天,同华煤矿机电队长高声向正在维修电瓶车的明德文喊道。殊不知,这一喊不仅改变了矿山的文化生活,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当年,明德文刚20岁出头,从重庆煤技校电钳专业毕业分配到矿山。刚工作两个月,矿工会的领导十分郑重地说:“经过各方面的考察,矿上决定派你到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学习班,参加电影放映业务培训。”
起初,当年还是“愣头青”的明德文一头雾水。6个月的短暂培训学习很快结束,明德文学成归来后,矿领导当即决定:成立矿山电影放映队,明德文任队长,吴跃云、向前华等任队员。当年,四川省全济煤矿支援了一台苏联产的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成为了矿山放映队的第一台放映设备。在此基础上,矿山第一支电影放映队就这样组建起来。
初尝文化甘泉的矿山人
1963年5月的一个夜晚,刚成立的电影放映队在同华煤矿露天球场,放映了第一场电影《地雷战》。
“虽然是第一次为矿山职工家属们放电影,但当时一点也不紧张,在培训时就已经操练了很多次。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这是矿山全新的文化生活的开始!”明德文对当年首次电影放映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清楚地记得,大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单身职工都早早前往食堂吃饭,成了家的职工也匆忙赶回家做饭”。天刚擦黑,人们就像过节一样,端上长椅短凳,从四面八方涌向篮球场。也不知消息是怎么传到周边农村的,很多村民打着火把,走了几公里山路赶到矿球场观看电影。电影放映途中,还有不少人跑到银幕前后来回观看,十分纳闷地说:“怎么有这么多的真人在银幕上说话、奔跑和打斗?”
这场电影放映十分顺利,中间没有烧片中断,也没有人打闹喧哗,大家都安静地观看,汲取文化的甘泉。直到银幕上出现“再见”两个大字,观众还久久不愿离去。明德文回忆说:“我只好用广播告诉大家,电影放映完了,快回家吧,欢迎下次再来观看!”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矿上首次放映电影的成功,让矿区领导看到了大家对电影的强烈渴求。1963年10月,正在筹建的松藻矿务局指挥部,决定抽调明德文去做电影放映技术指导。虽然两地相隔较近,但消息不知怎么就“泄漏”了,在一场电影放映完毕后,许多职工家属围着他不让走,生怕以后再也看不到电影了。看到这一场面,明德文只好拿起话筒说:“我向广大职工家属保证,只要去那边把徒弟教会了,我肯定会再回来给大家放电影。”大家听后这才散场回家。
松藻矿务局指挥部两位徒弟不负众望,很快就上手出师。“我清楚地记得, 当年矿区第一场收费电影,是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内放映的,票价5分钱。那天整个茅草房内座无虚席,没有买到票的人就爬到树上去看,爬不上树的就在水泥墙外听声音,盛况空前。”
1964年2月,在原四川省煤管局的支持下,一台苏联产的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送到了矿山。由于是双机放映,中途不停顿换片,幕布也增大了许多,矿工家属们观看电影的热情再一次高涨。从前矿区有5个放映点,都是一个篮球场大的面积,为此,矿上专门对中心区篮球场进行扩建,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两边台阶式看台,加上周边的办公楼、招待所等建筑,现场可供3000人同时观看。明德文他们的露天放映电影,也变成了一项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的工作,忙的时候晚饭经常是馒头加白开水。
空前的观影热潮
文化生活的贫乏,让矿山的人们表现出对电影的狂热,他们曾在风雨中撑着伞看电影、在漫天大雪里看电影、在夏天炙烤的水泥地上看电影、在大冬天的凌晨看电影。那时放映的国产电影主要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有时候看完了一场电影不过瘾,还要步行10多公里,跟随放映队前往边远的井口和连队观看,第二天上班上学照样不耽误。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冬天,矿上广播通知要在中心区球场放映一部国产彩色电影。因为是接场放映(其它单位放映完后,再把片子转来),几千名观众在露天坝静静等候,快到晚上12时,片子终于到了,顿时大人和小孩们一片欢呼雀跃。正当要放映时,气温骤降,天空飘起了大雪,但没有一人离开,仍然头顶大雪或打着雨伞、披着塑料布继续观看,直到凌晨2时结束了才回家。回忆当年电影放映的盛况,明德文他们放映团队无不动容,“多么热情而忠实的观众呀!我们的工作再辛苦、再劳累都毫无怨言!”
1972年,朝鲜彩色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在全国陆续公开上映,明德文回忆说:“当年煤矿是重点保供行业,加上我们放映技术过硬,拷贝损伤小,电影公司优先供片给我们,并明确要求只能放映两场,必须连夜送回距离矿区很远的重庆市区。”《卖花姑娘》要在矿区上映,消息传至贵州桐梓,甚至传到几十公里外的綦江、三江、赶水等地。那时的人们很少接触宽银幕电影、也根本没有听说过如此美妙的电影名,就连很多电影放映队都没有放映宽银幕的专门镜头和专用大银幕,好在电影公司专门配备了这一切,与影片拷贝一同出借、一同归还,这才让大家开了眼界,享用了文化大餐。电影放映的当天晚上,整个矿区万人空巷,人们聆听着卖花姑娘的歌声,欣赏着艳丽悦目的鲜花镜头,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从露天放映到矿电影院观影
在满足矿山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明德文他们放映队还经常跋山涉水,深入几十公里外的赶水、东溪、松坎、桐梓等地进行慰问放映;舟车劳顿前往贵州的遵义、温水、习水,重庆的酉阳、彭水、秀山、黔江等地,为大山深处的人们,送去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
随着《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等经典电影的上映,让露天电影放映场地不堪重负、人满为患。明德文他们最担心的是观众的人身安全。经过多方考虑,上世纪70年代末,松藻煤矿的露天电影画上了句号,电影放映搬进矿电影院,实行购票观看。后来,为了让广大职工和家属看上更高质量的电影,矿上决定再次更换电影放映机,并购入了一套国产“天津牌”35毫米放映机。这套重量近2吨多的电影设备,从到天津订货发运、到站提货运输、到现场吊装、机座混凝土浇筑等,明德文他们放映团队全程参与,容不得半点闪失,并在极短的时间投入了放映。
虽然是购票观看,但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当时的票价是1角7分钱,还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上世纪80年代初,外国电影和国产武打电影大量上映,让我们放映团队的人员连轴转,最多到时候一部电影就放映了8场,要不是到了交片时间,恐怕再放映10场都会有观众。”
在大家对好电影、新影片十分渴求的情况下,当年的松藻煤矿为何能获得如此多的好片源?明德文等老人给出了答案:除了重视观众群体、做好观看服务外,最重要的是放映技术过硬。看似简单的电影放映,其中却蕴含着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据明德文介绍,电影公司有严格的影片鉴定制度,这是检验电影放映技术是否过硬的唯一标准。如果一部电影胶片是甲等片,可以放映200个小时,某单位放映完把胶片归还后,胶片经鉴定成为乙等片,只能放150个小时,那么这家单位就要赔偿电影公司50个小时放映收益,并且电影公司就不再安排更多的甲等片给这家单位了。“几十年来,松藻煤矿从未收到过电影公司提出鉴定赔偿,也未请厂家到矿修理电影放映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放映队还多次获得电影放映先进单位称号。”
岁月如梭,当年披星戴月放电影的队员们如今也是耄耋老人了。明德文动情地说:“我放映了近40年电影,估计有4万多场次,服务的观众起码有几千万人次,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