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至26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会在成都举行。这场汇聚全国考古精英的盛会，全面回顾了“十四五”期间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作为会议承办地，成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五年成绩单：不仅6项考古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开创了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共赢的“成都模式”，为超大型城市考古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制度创新：让文物保护从“被动抢救”走向“主动规划”

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传统博弈中，成都开创性地找到了平衡点。2020年至2022年，成都市相继修订《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成都市大遗址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将文物部门纳入土地出让决策审批环节，使文物保护成为城市发展的前置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出台的文物考古“容积率”奖励政策，开创了国内先河。该政策规定，规划确定保留的文保单位、文物建筑和重大考古发现不计入容积率、建设密度。这一创新举措解决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保护了蔡桥遗址、明蜀端王陵等重要考古发现。

数据显示，五年来成都开展考古调查勘探项目近7000项，涉及土地面积30余万亩，在取得百余处重要考古发现的同时，保障了200余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这一“成都模式”已入选国家文物局优秀案例，并向全国推广。

科技赋能：现代考古实验室揭开古蜀文明新面纱

走进成都考古中心，这个国内设施设备领先的考古研究平台，正用科技手段重新诠释古蜀文明。8个科技考古实验室和11个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配备磁法电法、地理信息、三维扫描等高新技术，让考古工作从“手铲释天书”进入“实验室探文明”的新阶段。

科技赋能带来的是研究能力的飞跃。在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质单位现状评估中，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综合能力已达国内相关领域一流水平，承担了27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科研项目，10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五年间，成都6项考古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金沙遗址、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等重大发现不断丰富着“世界文化名城”的内涵。更引人注目的是，王家堰、二道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将成都平原人类史提前至10万年前。

成果共享：让考古从“象牙塔”走向“百姓家”

秋日里的宝墩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游客们不仅能感受千年前的古蜀文明，还能参与考古体验活动。这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正是成都考古成果活化利用的缩影。

五年来，成都积极推动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邛窑遗址、宝墩遗址先后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热门场所。而被誉为“成都最难预约博物馆”的成都考古中心，通过《考古·成都》基本陈列和社教活动，让2.6万余群众亲身感受考古魅力。

推动成果共享的同时，成都也注重夯实考古事业的人才根基。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成都创新性地加强了基层文物考古机构编制保障，重点区县文物管理机构编制数不少于12名，这一举措为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成都考古的五年创新实践，为超大型城市的文物保护与协调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面向未来，成都考古将继续锚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以更强的历史担当、更优的创新实践守护文明根脉、挖掘历史价值，为推动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持续贡献“成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