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一则招聘公告再次引发热议：博物馆勤杂工岗位要求应届硕士学历、年龄不超过35周岁。尽管后来校方迅速撤回公告并承认要求不妥，但这一事件暴露出的学历歧视、年龄门槛与岗位需求严重脱节等问题，值得深思。

从岗位职责看，该岗位涉及保洁、展区看护、日常接待等基础事务性工作，本无需高学历支撑。然而，招聘方却将硕士学历作为硬性条件，甚至限定应届毕业生身份。这种“杀鸡用牛刀”的用人逻辑，不仅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更折射出当下社会对学历的畸形崇拜。

除了学历门槛，35周岁的年龄限制同样引发争议。这一要求也是近年热议的“35岁职场危机”最淋漓尽致的展现，暴露出劳动力市场对年龄的隐性歧视。即使是在高校这类本应更具包容性的机构，年龄限制仍然被机械套用，甚至出现在低技术含量岗位的招聘中。

这种学历与年龄双重歧视实质上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一方面，年轻人被迫卷入“学历竞赛”；另一方面，35岁以上群体即便拥有高学历，也因年龄限制被排斥在基础岗位之外。这种矛盾凸显了当前就业市场结构性错位的困境。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亟需多方协同发力。于高校而言，应建立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招聘机制，摒弃“学历镀金”的形式主义思维。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监管，明确禁止非必要岗位的学历与年龄歧视。此外，社会应重构人才评价体系，鼓励职业教育与技能认证，打破“学历等于能力”的思维惯性。

教育的本质是成就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制造焦虑的工具。高校招聘的“高配”闹剧恰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教育异化与就业市场失序的深层病灶。唯有让学历回归能力证明的本位，让岗位需求成为用人核心的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