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我侄子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直到他抵达当地才知道，那所小学已经两年没有固定的老师了。

校舍是三间土坯房，其中一间已经塌了一半；没有操场，没有旗杆，甚至没有一块完整的黑板。村里老支书带着十几个孩子站在校门口迎接他，孩子们衣衫破旧，眼神却明亮，藏着怯生生的期待。

第一天站上讲台，侄子望着班上二十多个孩子，内心十分酸楚。这里的孩子不少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校上学，许多孩子因此辍学在家。

那天，一个扎着乱糟糟小辫的女孩怯生生地问：“老师，您会留下来吗？”

侄子拍拍她的头，郑重地说：“会的，老师会一直教你们。”

这一句承诺，就是二十三年。

日子比想象中更为艰难。没有宿舍，侄子只能住在从教室里隔出的小小空间里，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又冷得刺骨。日常饮用水得去一公里外的山泉背回来，漫漫长夜，只有一盏孤灯相伴。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学生---他们的年龄和基础天差地别，6岁的孩子坐不住，13岁的孩子却才刚刚开始学拼音。

侄子摸索出了  “分级教学法”，将所有孩子分成三个组，轮流授课。下午放学后，他再为跟不上的孩子单独补课。周末，侄子翻山越岭去家访，劝说那些不让女孩上学的家长。其中一个叫小丽的女孩，侄子一连家访了七次。

2008年冬天特别冷，教室四处漏风，孩子们冻得小手通红还在写字。侄子拿出半年积攒下来的800元钱，买来塑料布和铁钉，把一个个窗户钉严实。夜晚寒冷，他把自己的被子给了住校的孩子，裹着大衣烤着火备课。那学期期末，他们班的成绩在全乡拿了第一。

不是没有动摇过。2010年，侄子和大学同学聚会，看到当年的同窗有的已经当上校长，有的调进了市里工作，而自己仍在大山深处，守着月薪几百元的岗位，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天，他流着泪说，真的想离开大山。

可第二天，孩子们手捧着土豆、荞麦饼，早早等在校门口。那一点委屈，顷刻间烟消云散。最小的女孩小丫扯了扯他的衣角，小声问：“老师，您是不是想妈妈了？”他一把抱起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幸福。

当了二十多年乡村学校的老师，侄子教出了327名学生，其中有28人考上了大学，第一个大学生小丽现在已经是乡卫生院的医生。每次收到学生的来信，都是侄子最幸福的时刻。去年教师节，已经上大一的小丫在信里写道：“老师，是您让我知道山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您就像照亮我们走出大山的那盏灯。”

如今，山里的学校已经焕然一新：新校舍拔地而起，公路宽阔平整，网络也通了。侄子学会了上网课，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再也没有耽误过一节课。乡亲们待他就像自家人，谁家菜地里摘了新鲜蔬菜，总不忘给他送上一把。他也在大山里成了家，妻子同样是扎根在这儿的老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说，这是“大山送给我们的礼物”。

在许多个日落时分的校门口，侄子总会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孩子们欢快地奔向山间的归途。当年那个曾问他“老师，您会不会走？”的女孩，如今也成了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他的班上。岁月悄然更迭，山还是那座山，而孩子们眼中对知识的渴望，依然如星辰般明亮如初。

如今，粉笔灰悄悄染白了他的鬓角，时光也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可每当清晨来临，朝阳升起，教室里响起琅琅书声，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侄子总说，自己不过是一盏再普通不过的灯，却有幸照亮了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路。世界很大，山外的风景很远。正是这样一盏盏平凡的灯，让这条路越发明亮、宽阔。